2024年1月4日发(作者：)

中国近代新思想的破茧发蒙———徐继畬“古今一大变局”论内涵辨析曾燕涂楠［“大变局”摘要］徐继畬的新世界观念及其命题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链条中一个不可缺失的重要环节，是中国近代思想生发、演进中的一个里程碑。徐继畬对世界大势求实求真的探索，拓开了时人认知世界和西方文明“他者”的新视野，同时揭示出西力东渐所带来的国际地缘经济、政治巨变之实质蕴涵。国人借助外部参照系作尝试重新认识自我，重新定位、适应中国在新世界体系中的坐标位置，遂有中国社会的觉醒、自励、自强和变用，革意识受深层启迪而内生萌发。［关键词］近代；启蒙；徐继畬；大变局；大趋势中图分类号：B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12）07—0189—06“中国近代思想另脉探源———以徐基金项目：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项目（skcb201102）阶段性成果。继畬大变局思想与涉外实务为中心”作者简介：曾燕（1960－），女，四川宜宾人，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与学术、中西文化交流史。四川成都610064；涂楠（1957－），男，四川青神人，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学者，研究方向：经济史。四川成都610062徐继畬（1795－1873）是鸦片战争后先期敏锐时代变局已经开始地意识到西方强势方兴未艾、的中国学者、官员。他率先潜心系统学习、引介世以崭新的世界观，突破厚重界近代地理科学知识，“天下观”的传统禁锢，较为全面地向国人展示了一个真实、剧变、万象竞争的世界。他发现，新兴西方强国挟制度、技术变革优势，积极进取扩张，遂致世界与亚洲秩序特别是东南亚格局出现强弱“大变局”，易位趋势性且悉心考求其前因后果，据此原创，并首次面向清帝国高层，郑重发出“古今一大变局”警示。虽然这种见识似乎即时影响有限，其特殊价值未立刻得到广泛认可，但此后局势剧变，再次重让徒事粉饰、苟且弥缝的清王朝在趋于燃的战火，明朗的变局中逐渐苏醒，开始领悟徐氏危言“古今“自强”的含意，在的名义下，以“洋务”一大变局”的方式有所振作行动。“古今一大变局”论断的提出，是中国步入近代思想阶段的重要里程碑，由此界标到自强运动兴起，中国社会上层对“大变局”判断的理解形成主流意识，前后约二、三十年。正是对“大变局”的体认理解，拓开了近代国人的视野和思维，开启了新一脉自强、变革思潮，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深层“同治新政”决定性因素，遂有之举。由此，中国开始沿近代化道路转型。19世纪60年代之前，徐继畬的见解在朝野大传布受限。直至同、光以后，他的新世界有争议，“大变局”，“大认知和思想价值才渐被更广泛认同“时代思潮”。变局”认识始成为［1］（P.168）迄今，学界关于晚清“变局观”演变过程及其对中国近代化开启作用的相关论述中，偏重于对魏源、王韬、李鸿章等人的研究，而徐继畬的历史价值为多数研究者忽略。对徐继畬思想影响的研究仍待重视挖掘。、“大变局”一论断溯源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思想界提出“变局论”是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李鸿章是早期察“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觉的代表人物；变局论的主要诠释者是一批积极宣扬和从事洋务运动的开明知识分子和官僚。无需赘言，当第二次鸦片战争炮火再次震响，1840朝野始有更多忧患意识，但时间倒推20年，－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败绩，并没有使满清

190《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7期王朝立即意识到外部世界局势与中外关系已发生，实质性巨变，京中依旧“恬嬉如常”大有“雨过忘，《江宁条约》、雷”之意签订不过是“逆夷就抚”“暂事羁縻而已”。上至朝廷君臣，下至普通百姓，几乎没有人能够真正意识到这场战争的实质涵即使与徐继畬同时期“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人义，物林则徐、魏源，对巨变的世界仍囿于成见而未窥：“昔准如魏源类比前朝平息内患故事断言堂奥，噶尔跳踉于康熙、雍正之两朝，而电扫于乾隆之中叶。夷烟流毒，罪万准夷，吾皇仁勤，上符列祖，天时人事，倚伏相乘，何患攘剔之无期？何患奋武之？”（《海国图志·序》）无会中国思想史近代真正转折实自“大变局”论断始。许多颇有影响的历史研究论著，言及“大变论断时多会提到黄钧宰、王韬、李鸿章等。如局”《剑桥晚清中国史》著者指出：晚清的绝大多数士大夫直到1860年以后才察觉到变局，承认变局。“现有的史料表明，1840和1860年之间只有扬州秀才黄钧宰在1844年毫不含糊地写道，西方人的。但是在1861年以后，到来是一大‘变局’许多士。绅认识到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意义”［2］（P.181）墓，木椿石柱，谾然直下，残尸粉骨，转眼楼台，居之不疑也。俗以水火刀兵为生人劫运，是则身后之灾，鬼亦被劫，悲夫！先是乾、嘉间言火器之利者，曰法郎机，即法兰西之转音。道光初，江湖贫张画于市，幕以布而窥之，谓之西洋景，民间喜民，：“洋气”。陈设繁华，室宇器用侈靡，佥曰寿庆吊，初不知洋人何状，英法国何方也，乃自中华西北，环海至东南，梯琛航赆，中外一家，亦古今一大变局哉。［3］（P.79）很明显，黄氏在文中所记述的只是一段闻自江南来客的耳食之言，实为感叹历来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一家”之世道。黄氏对社情民，“鬼劫”风之变感觉异样说多少有些惊诧、讥讽、悲哀之意，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或有对“华夷错居”现状愤懑不适却又无可奈何的情绪。但其“中外亦古今一大变局哉”一语竟被许多后人望文一家，生义，主观引申，附会解读成关于描述东方大帝国可谓谬矣。周边地缘政治格局巨变的论断，，，“庚申之变”《金壶七墨》初刊于1863年后，《瀛环志略》比徐继畬所著晚出约十五年，此时，社会思潮与风尚已然陡变。黄钧宰作为乡土初级功，名读书人，私印杂记《金壶七墨》以后世眼光看，固有一定史料价值，但在彼时社会，尤其在是清王朝执政高层与知识精英阶层实际影响几何？相比之下，徐继畬的变局观基于对世界大势更系统、多面、深层的观察研判。第一次中英战争有所警醒的思考者寥寥可数。其中，痛后思后，因、初得要领、开始理解此战真正涵义，清醒觉察者，是在到中华帝国所面临的是“古今一大变局”特殊时段处特别位置、并具特殊个人资质的中国近代早期外交官、学者、思想家徐继畬。他带着前线战场亲身体验所得强烈忧患意识和深重疑惑，凭借深厚史地考证功底和求真问底的执着，追索“发现”“天下”，思考，率先正眼之外大千“瀛环”并通过官刻专著公开向国人系统展示动态多元文明共同构成的地球图景，并点明中国所面临的大，此乃从古到今、前所未遇之“大变局”并势性质，“大变局”明确道出的深刻原因。这一振聋发聩惊基于近代地理科学和扎实丰富的历史、社世判断，人文信息，虽不为彼时蒙昧的主流社会立即接会、受，但渐被不断印证，渐为越来越多政治、文化精英响应，第二次中英战争后遂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化为社会变革强劲动力。正本清源，徐氏思至今言及变局论者，仍多从此说。于是，黄钧宰常被认为是“变局论”最早提出之人。在众多论述中，徐继畬及其“大变局”论断要么被一带而过，语焉未详。但仔要么未被提及，细考辨之下，笔者发现，黄氏与徐氏之“大变局”说远不是同一概念。，“性黄钧宰（1826－1895年），淮安板闸秀才，《金壶七墨》所撰杂记小说记好词赋而不乐制艺”录清代社会自道光甲午（1834）至同治癸酉（1873）“可歌可泣、（《金壶四十年间的可喜可怒诸情事”）。其中许多为“里巷妄琐之谈”，七墨·序》从中亦可管窥时人心理与社会变迁。《金壶七墨》中有一段以《鬼劫》为题的文字的感慨，是为造成前述记述了黄氏对所谓“变局”误判的原始根据。原文如下：客有自江南来者，言英夷互市议定广东宁波，高起洋楼联绵数里，携妻挈之子为久远生聚计。今日初至上海，买城北地方十里许，土木大兴，筑马路达于吴淞备不虞也。诸夷既于中国立石为界，彼又自分疆界，英吉利法兰西为最大，美利坚等次之，其余诸小国属焉。上海城北，故为丛墓之墟，富厚之冢，迁柩改葬，贫民无力者，听其平毁坟

历史191“洋务派”想激发了后来的以及早期维新派的社会改造行动，开启了中国近代正眼看世界、走向自。“大变局”省、自强、变革之路的序幕思想意识正是中国人近代世界观形成的起点，也是撬动中国向近代转型的坚实支点。“大变局”二、徐继畬认识的思想内涵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初，欧亚大陆西端的走上世界帝国崛起、海英国率先完成了产业革命，外扩张之路。以英国为首的西洋国家以近代工业文明为发动机，开启了将全球纳入近代新国际体系的历史进程。徐继畬适逢中华帝国内部危机日益凸显、西方诸强迫切寻求海外市场和原料供给地而不断海外扩张、东西方地位和交往方式开始发生根本性“古代盛世”逆转的历史时期。但依然笼罩在幻象之中的东方帝国却未察其变，依然故我，保持着固有思维与行为惯性。徐继畬作为身膺疆寄体制内高官和有独立识见的学者，不为局域和眼前事务所囿，潜心探究“古今大变局”更深层次的原因和影响。与鸦片战争刚结束便匆匆辑录成书《海国图志》的魏源相比，他没有以激扬情绪高喊出“师夷以制夷”的口号，而是以客观、冷静的观察，辨析中外大势和中主张求真务实，顺应其变，理国面临的严酷现实，性应对。这与同时代其他“睁眼看世界”者在思想、行为方面自有不同。徐继畬充分利用在沿海口岸“专办通商事务的身份和地利之便，客观了解各国地理、经委员”济、文化、风俗原貌，收集了大量关于“域外诸国地的资料，探究世界情势，重新审视、理解中形时势”国在当今世界格局中的位置，使得他以一种新的世界观念和新的眼光观察万国竞逐的世局，倾力五载，于1848年完成出版了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瀛环志一部介绍真实世界的拓荒启蒙之作。略》徐氏此时在地理知识层面已彻底摆脱了东“天下”夷、西戎、北狄、南蛮的狭隘图式，确立了以近代地理科学为基础的全新知识体系。这是中国重新“发现”世界、定位“中国”的开始。中国居“瀛环”之一土亚细亚之东南，处万国之林。他把一个变幻的大千世界全貌用图示和系统史地文字简明清晰地呈现出来，从而奠定了深入认识世界、进而重新认识自我的开放性思想方法体系之基础。徐继畬依据世界史地考证立言，从学者的立：“欧罗巴诸国之东来，场反映现实先由大西洋而至小西洋，建置埔头，渐及于南洋诸岛，然后内向而聚于粤东。萌芽于明中，滥觞于明季，至今日而”往来七万里，遂如一苇之杭。下从此多事矣！”［5］（P.203）［4］（P.113）“天地之气，忽尔旁推交通，混为一体，倘亦运会使然耶？然天他联系南北美洲的先例，“南洋诸岛国苇杭闽粤，观察到五印度近连两藏，汉以后，明以前，皆弱小番部，朝贡时通，今则胥变。为欧罗巴诸国埔头，古今一大变局”［4］（P.7）通观徐氏个人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外事实、《瀛环志略》务理路，所著《瀛环考略》成书过程“古今一大变局”可知，徐继畬之论原及主旨内涵，意主要有四：其一，徐氏所论“古今一大变局”核心的本意是，以大清帝国为中心的东南亚秩序正趋瓦解。与汉代以降主流史地学家关注重点不同，徐继畬注意力焦点最早由北方与西北方向陆防转向对全局有现实决定意义的海防。从东南沿海向外宏观考察，地处亚洲海上门户、控扼印度洋与太平洋航路孔道要冲的满刺加王国（今马六甲海峡一带）之控制权早已于明正德六年（1511年）被葡萄①牙（明、清中期时称佛郎机）夺得，而后又在葡萄牙、荷兰、英国之间多次易手。徐继畬认为，明中，“中土之多事，南洋局面已然大变亦遂萌叶以后，。芽于此”［4］（P．52）其二，东南亚秩序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原因是，原先遥遥七万里之外的英吉利，已然挟新制度、新“世界帝国”。昔日我之“藩渐强成为技术之优势，，（海外殖民地）。篱”今已胥变为英吉利之“外府”以前与我毫不相干的西方英帝国，今实际上与东方清帝国发生直接接触与对峙。“中国”按照传统国土防卫惯性思维，东南面犹如背向深广之天堑。明、清帝国除特殊时段海，外，主要警惕方向重在西北之塞防。北方大草原的威胁已基本解除的大一统清帝国，在天然四围、相对隔绝封闭的环境中，似乎应比以往任何王朝都有更多安全感。然而，徐氏以一个历史地理学家和政治家、外重新审视盛极一时的大清帝国交家的深邃眼光，敏锐觉察到，西方航海技术与扩张总体安全态势，欲望与中华帝国的消极自误，生成令国人意料不及的大变局，此乃中国历代王朝前所未见之危：英人自得五印度，榷税养兵，日益富强。其陆

192《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7期地与西藏之南界，滇省之西界，虽壤地几於相接，而梯度绳悬，往来不易。水程则自孟加拉至粤东，兼旬可达。迩年英人货船，自印度来者十之六七。［4］（P.76－77）……时势之变，固非意料所及矣。海巡行，西辟亚墨利加全土，东得印度、南洋诸岛［4］（P.106－107）。国，声势遂纵横于四海”徐继畬借用中国历史智慧，将世界政治格局与春秋列国竞雄类，“比权量力”，“相为匹敌”，提示出一个变幻莫比、“力”动荡不安与“势”较量的竞争世局。然测、与西欧强国扩张海外贸易、建立美洲、南洋“埔而，头”的势头相比照，明清以降，中华帝国当权者对清代更有既发展中国海上力量和贸易多有遏制，不许打造海船卖与外国人，又有严禁中国商人将外国打造船只带回的禁令。统治者对中国人造船航海的种种严格限制，最终使古老帝国变成了“泥足巨人”。在研究世界地理和历史的过程中，徐氏强烈西力强势东侵影响着变化中的世界。近意识到，商贸兴隆、国势强盛，其文世西方诸国技艺发达、明发展程度超乎“不勤远略”的中土民人之想象。通过对西方社会文化形态、国民精神风貌、充满活徐继畬如实地反映出力的发展趋势的具体描述，“中西”在近代世情巨变中被凸显出来的差异和以蓬勃发展的社会经济为重要标志的近代西方文明。徐继畬对西方强国多面向的评述，实质上揭示出工业革命后西方强国所表现出的巨大社会经济创造力和生产力，这正从根本上改变着西方世界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同时也在改变着世界。而这种新生力量，在徐氏看来，是来自于发展有充满实力的内在和外在的张力。正如他概括序、所言：欧罗巴人长于制器。金木之工，精巧不可思议。运用水火，尤为奇妙。火器创自中国，彼土仿益加精妙。铸造之工，施放之敏，殆所独而为之，擅。造舟尤极奥妙，蓬索器具，无一不精。测量海道，处处志其浅深，不失尺寸。越七万里而通于中土，非偶然也。［4］（P.112－113）［6］其三，兹西人东来，东西相接形势，绝非短时而是蓄势已久、不可避免之长期大趋突发现象，。“欧罗巴诸国航海贸迁，势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兹矣”［4］（P.52）［4］（P.115）“今之南洋乃欧罗之逆旅，履霜冰至，岂伊朝夕，事势之积渐，盖三百馀年於这一长期渐变形成之大趋势，亦未必尽为坏“天地之气，徐氏认为由西北而通于东南”或许事，“运会”乃是使然。徐氏说法通达，微妙传神，意味深长。此论是基于对欧罗巴海上强国相继兴起实对英国为代表的迹与欧洲文明源流的纵观考察，近代工商文明张力初步了解和东西方文明终究要也许还有对欧亚大陆两端的东交往互通的判断，西方世界意外交往会通机缘的感慨。——中华帝国与自古以来，东西方两大帝国—罗马帝国建立直通联系、东西方直接贸易的种种均因多重原因，特别是阿拉伯人的中间阻努力，②隔，长期未能实现。，“通”其四，他同时预见虽然是必然趋势，天朝封闭体系一旦打破，接下来的过程、结局变化绝“混一”“以中国局面，原本不会简单。当与世界成、主导权在握的区域性帝国中心地位受到前为主”所罕见的有力挑战。挑战与机遇、危机与生机、恋旧与变革、忧虑与期冀复杂交织的深刻矛盾俱在其中。中西正面接触的展开，造成了一个新的充满清帝国为主导的东南亚秩序受变化的历史环境，。“天下从此到越来越严重的全面冲击势所难免多事”的警讯，预告了前人从未真切看清的历史大变局来临。徐继畬看到了世界大势的变，也更为清醒地意识到了世局变化的实质。徐继畬通过探究西力东渐的缘起和发展势头让国人看到，明代以来追逐海外贸易的西方势力正在打破中国与邻近地区的朝贡关系格局，西方诸国开拓全球性市场和强政治、军事地图。势扩张正在改变世界的经济、徐继畬从广泛的视角考察了先后成为海上强国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西欧列强以及后来居上的英国向全球开拓的足迹。在徐氏的视野里，欧罗巴人的扩张活动已无处不在，他们“以巨舰涉徐继畬在对外部世界的研究中，尤其是对西治国之本的历史考察中，没有把目光方富强之源、“器”停留在与“术”的表象，深入触及到了制度文明层次，他着意探究具有鲜明特征的欧美政治制度与国势强弱的关系，提示国力蒸蒸日上的西方清帝国世界实有其政教之长。由此审视和反思，而是潜伏着深层隐衰落不仅仅只是在军事表面，忧：体制性僵化，系统性腐败，言论壅塞，虚言浮饰，律例繁琐低效，奸吏徇私枉法，身为体制内主事官员，徐继畬对满清王朝体制积弊感受尤为深

历史193切。他在任陕西道监察御史时，曾连连上疏，毫不留情地揭露、鞭挞一些官员“廉隅既毁，罔惜声名，竭其聪明才力尽瘁于纳贿之一途。至于民生之休［7］（P.18），戚，地方之利弊，无复有过而问焉者矣”直斥官邪民困、沉疴积弊及其恶果。徐继畬从世界范围内各国的兴衰变化中看世道变迁，总结经验教训，对具有进步性和充满活力的西方近代文明的面面观，实际上正反衬出满清王朝专制统治积弊已深及令人哀叹的困局。“大变局”三、徐继畬认识的启蒙价值徐继畬的眼界超越了旧时仅局限于朝代的“变易”，其高水平的域外史地专著中凝聚了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入思考。徐继畬思想开始摆脱传统思维轨迹，独具鲜明的近代色彩。他对西方文明、近世国际地缘经济、政治形势发展变化的新认识，为国人提供了外“他者”部世界多元文明参照系，犹如一面镜子，照“自我”。认清并公开讲明严酷的大趋出更真实的势，不仅需要大智慧，也须有大勇气，徐氏最重要的贡献正在于此。对“大变局”的认知有无，理解与接受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国人后来看待外部世界不同的思维模式与应对行为方略取向。知识的变化促使他以一种新的世界观念和一。“大变局”种新的眼光来观察万国竞逐的世局是他极其关注的要点，是他论述世界之变的重要命题。何以筹边？何以应变？他以学术著作特有的严谨、理性方式所传达出的新知、启示和思求真、想深意，多了客观公正，少了成见偏狭，使国人能通过观照他者，反省、启示、变革自我，进一步认识。《瀛环志略》并融入世界便是引导国人走出“天下观”误区，从而带来知识、观念革命的划时代拓荒开新之作。“大变局”判断对自强运动思潮的先导及再到后来维新派进化论历史观的启示作用，我们可作新的梳理，进而获得更明晰的理解。第二次中英战争后，王韬率先响应“变局”议：“天盖欲合东西两半球联而为一也，论，他感叹然［8］（P.293）”：“设我中国至后世变至此乃极。并疾呼此时而不一变，安能埒于欧洲诸大国而与之比权［8］（P.23）量力也哉！”王韬对时局和历史趋势的认识与徐继畬的思想有直接联系。他精读揣摩徐著，对徐继畬远见《瀛环志略》卓识由衷钦佩，作跋文指出：呜呼！中丞之作是书，殆有深思远虑也乎？其时罢兵议款，互市通商，海寓晏安，相习无事，而内外诸大臣，皆深以言西事为讳，徒事粉饰，迩缝苟且于目前，有告之者，则斥为妄。而沿海疆圉晏然无所设备，所谓诹远情，师长技者，茫无所知也，况询以海外舆图乎？……中丞内感于时变，外切于边防，隐愤抑郁，而有是书，故言之不觉其深切西学日盛，南北濒海著明也。……方今光气大开，各直省，开局设厂，制造舟舰枪炮，一以泰西为法，而域外之山川道里，皆能一一详其远近夷险，未始［8］（P.363－364）非中丞为先路之导也夫。同治四年（1865年），王韬在《代上苏抚李宫“世变”保书》中系统阐述了思想，其中有曰：“当今光气大开，远方毕至，海舶估艘，羽集鳞萃，欧洲诸邦几于国有其人，商居其利，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能，无不款关而求互市。……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9］（P.505）王韬对时局的论断不啻是徐继畬“庚申之变”“大变局”前警号的回响呼应，也显然是对“变局”更深刻的体认。他的这封信显然触动了新任江苏巡抚李鸿章，并对其思想、行动产生了实际影响。不久，李鸿章在致同僚的信中也发出变局议论：“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立耶！千古变局，知，岂甘视其沈胥耶！”［10］（P.37）数年后，结合切身的体验，李鸿章的思想日益明确，他对变局更具体而有影响力的阐释见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奏：“欧洲诸国百十年来，折，他说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天之度，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11］（P.676）1874年，他在《筹议海防折》中再次：“然则今日所急，申论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已。何以言之，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废集京师及海疆万余里，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12］（P.41－42）”局。强烈的变局意识更使他深感不能再“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11］（P.676）。安”“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变“大变局”局观丰富了的命题，并引起了较广泛的

194《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7期人，告以海水广大，往来须赍三岁粮，英疑惮而止。大秦屡欲遣使。为安息遮遏不得通”於汉，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变局意识催生了顺应时代潮流的新思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郭嵩焘、维。1860年以后冯桂芬、曾纪泽等开明知识分子和早期改良思想家都觉察到近世中西关系“变局”，和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几千年来所未曾有过的他们继承了这一思路并加以发展。“大变局”共鸣，因危机感所激发出的自救紧迫感“借法自强”转化为的实际行动。从思想史发展线，“大变局”索看意识是近代自省、自强、变革意识萌动的先声，自强运动领袖人物接受并以更多实例确认的“变局观”是这种意识在新时局下的延续、深化。李鸿章、王韬等更多政治、社会精英进“大变局”强化了思想，成为一种有重要一步丰富、③影响力的话语体系和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旋律。徐继畬思想的近代发蒙启迪之效，功不可没。结束语徐继畬关于世界的新观念包含了建立在近代地理科学知识基础之上的新的世界图像和具有全“大变局”球性眼光的认识，构成中国近代世界观念萌发的重要基础和标志，预示着近代新思想意识和社会改造文化大潮开始涌动。当随之而来的变法思潮和行动渐成为时代的自觉，便昭示自强、着中国开始走出封闭、面向世界，由中古社会朝近。“大变局”代方向转型意识不仅留下了社会意识变化印记，更具深远意义的是，它播下了近代思想启蒙的种子。迄今我们仍可感受到“大变局”论断的历史穿透力。注释：①中国史籍称马来半岛西南部的马六甲王朝（也叫麻六甲）“官厂”为满刺加国。郑和远洋船队设中转站于此，郑和曾应满刺至暹罗调停制止暹罗对满刺加的征伐计划。自拜里迷苏加请求，刺被明朝册封为满刺加国王后，华商到此贸易频繁。从明成祖永满刺加遣乐元年到明武宗正德六年（1403—1511年）的百余年间，使到中国朝贡达22次之多。。《瀛环②徐继畬特别注意大秦与汉朝屡欲互通而不得憾事：《后汉书》，“西志略》卷三，第95页，专门引述东汉和帝永元九年遣掾甘英往通大秦。抵条支，临海欲渡。安息西界船域都护班超，参考文献：［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M］2005．版社，［2］［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M］1985．出版社，［3］（清）黄钧宰．金壶七墨全集［A］//近代中国史料丛刊（428）［Z］．台北：文海出版社．［4］（清）徐继畬．瀛环志略［M］．近代文献丛刊．田一平点2001．校．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5］（清）徐继畬．瀛环考略（道光二十四年手稿影印本）［Z］．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6］胡思庸．清朝的闭关政策和蒙昧主义［J］．吉林师大学报，1979（2）．［7］（清）徐继畬．松龛先生全集［A］//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台北：文海出版社．编（第42辑）［Z］［8］（清）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Z］．答强弱论．沈阳：辽1994．宁人民出版社，［9］（清）王韬．弢园尺牍（第7卷）［Z］．中国史学会主编．洋2000．务运动（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0］复朱久香学使（同治四年七月十三日）［A］//李鸿章全．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集（朋僚函稿．卷六）［M］［11］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A］//李鸿章全集（第2卷）［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12］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一）［M］．上海：上海人民2000．出版社，收稿日期：2012－04－25责任编辑杨春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