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28日发(作者：)

再谈睡狮之殇：被夸大的愚昧与落后

————后现代史学观马嘎尔尼访华

2018030041 周加 生85

1995年，《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出版，即刻引发了史学界的剧烈反响，再度掀起“世纪末之争”。该书也成为后现代史学观著作的代表。本文将从以下方面阐发笔者对本书的见解和补充。

一、本书框架及其主要内容

本书首先为“马嘎尔尼访华”事件铺设背景，包括清帝国的制度和社会背景，大英帝国的发展状况等等。正文则从大英帝国的计划筹备讲起，记叙了清王朝的应对工作，并详述马嘎尔尼使团自舟山北上，一路朝京，中途遇礼仪冲突，热河会面，赠礼传信，短暂逗留，参观，谈判到被遣返这一全过程。

笔者认为“马嘎尔尼访华”事件在本书中充当了论据的角色。作者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分析，为世人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后现代史学观，并打破“现代史学观”垄断历史研究领域的局面。

笔者认为，本书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用六章叙事，用两章铺设背景——详细阐述清帝国的局势，大英帝国遣使时的国情等等。史学研究的严谨性在本书中得以充分体现。笔者认为，正因完备客观的背景铺设，史学家得以更充分地揭露某些囿于现代史观的谬误，破而后立，进而正确地分析史实。本文受此启发，将立足于以下几方面，对本书进行解读和补充：重审史料的客观性；探究“中西礼仪冲突”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后现代史观角度解读乾隆回信；从社会背景入手分析乾隆拒绝使团请求的原因；对后现代史观的个人理解和展望。

二、重审《马嘎尔尼访华日记》的客观性

历来，西方均以《马嘎尔尼访华日记》为史料依据，忽视了为他们提供信息的使团方面究竟是否客观。现代史学观认为马嘎尔尼使团的任务以失败告终，当归咎于清王朝的自大，自闭，不合作，且认为此次访华事件，体现了清朝对贸易和科技的轻视，甚至认为该事件是1840年英帝国发动鸦片战争的诱因。笔者认为，这是对此次事件的过度解读。对于该事件的定义，存在中西方彼此的误解。

根据何伟亚对该事件的描述，笔者尝试梳理马嘎尔尼的心路历程，并加以分析，发现其前期大致是向逐渐自信发展，至热河觐见开始，逐渐对任务丧失信心，但他最终仍然认为此行有所收获。

在觐见时，马嘎尔认为礼物一定会让皇帝满意，因此对乾隆冷淡的反应暗含不满，并主观断定清帝国轻视科技。而且，马嘎尔尼对皇帝赠与的玉如意和其他礼物不屑。

在这一点，笔者认为，马嘎尔尼除了过度解读帝王的言行之外，还用了商人的思想看待问题，不自觉地过分看重物品本身和价值，不曾意识到互换礼物是中国承认两国平等共处的重要表现。

使团受邀参观后，形势急转直下。不仅他们因为清朝的富丽堂皇相形见绌，使团所有关键的请求基本都被乾隆拒绝，甚至最后被清朝遣返。马嘎尔尼没有在“扩大贸易”“征税”“英官驻京”“内地考察”“传教”等等方面取得进展，而这些恰恰是大英帝国派遣使团的主要目的。马嘎尔尼因此断定清朝轻视贸易，闭关锁国。但是这仅仅是对清朝态度的主观看法，具体而论，是对乾隆态度的误解。

何伟亚在文中也提出了对马嘎尔尼的看法，认为他把自己视角的局限性归咎于他人；他的博物学家眼光有偏颇，认为别人都诡计多端，充满神秘；过于自信，以为对清朝廷的落后与不足很了解；以商人眼光看待过问题。

一言以蔽之，马嘎尔尼对此次访华的记叙的客观性有待商榷，中西方文化差异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彼此的误解。

三、后现代史观看“礼仪冲突”

使团进京过程中有一个小插曲，在协商觐见流程时，英国代表团拒绝行跪拜礼。中国经过再三斡旋后同意。由此，马嘎尔尼认为清帝国并非像所描述的那样一成不变，还是有所变通的。这是马嘎尔尼对清帝国改变的诸多看法之一。但是，在后世的研究中，礼仪问题遭到了一定程度的误解。

“磕头”在使团访问的过程中不只出现了一次。使团中途目睹下等百姓（主要是同船的船夫伙夫）跪在皇帝画像下亲吻地面，使马嘎尔尼认为中国的“专制”停留在培养无用的“奴性”国民阶段。这段小插曲以及后续的礼仪冲突，都体现了西方对“磕头”等中国礼仪的误解。

西方人认为“磕头”代表了“绝对服从”“压迫人权”1。因此，众多学者从“行磕头礼”看出“中国无平等外交”。关于磕头问题，中西争议可谓久矣。伯特兰·罗素曾说：“当我们不把磕头当作一件可笑的事情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中国。”

笔者认为，在中国，磕头的礼节流传到清朝时，更多地被社会各个阶级视作一种传统。对于行跪拜的阶级，“磕头”代表着“感激”与“尊重”；对于接受跪拜礼的阶级，他们并未有“压迫”的本意，也无意从接受跪拜中体验快感。而现代史学观点忽视了文化背景的差异，曲解了中国的外交礼仪，也因此放大了中国外交政策的“不平等”。

西方中心观视野下的史学研究常常忽视文化习俗上的差异，究其根本，是出于“东方没有人权”的潜意识。现代史学观视东方为“历史发展的前期”，即认为东方的社

1 引自刘龙：《论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国市场》2017年第16期。

会体制和科学技术一直停留在人类发展历程中的早期阶段。因此，对于他们难以理解的其他民族的习俗，他们往往会为之强加“落后”“原始”的标签。在“马嘎尔尼访华”事件中，则具体表现为，认为清朝要求使节行“磕头礼”是“不平等外交”，而事实上清朝并无意如此。

四、后现代史观看乾隆回信

《敕谕英吉利国王书》历来是这次访华中最受争议的史料。

原文片段如下：

“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朕批阅表文，词意盹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其实天朝德威无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2

现代史学观认为，乾隆自夸“地大物博”，甚至视使团为“倾心向化”，是典型的过分自信。

但是，笔者从后现代史学观看，这封信其实体现了乾隆的政治策略。对于大英“东印度公司”的所作所为，乾隆至少是清楚的；对于英国使团的目的，乾隆怕也是猜出了所以。因此，他不可能只是单纯地扬已抑人。

据史料记载，乾隆对西方的科技非常感兴趣。3当时天主教耶稣会始终与清代皇室交往，在马戛尔尼到访之前，早已将西方“奇怪而精巧的玩意儿”带给乾隆。乾隆本人收藏了很多高档的西洋钟表，包括英国十八世纪的铜镀金仙鹤驮亭式表，它由伦敦著名钟表匠詹姆斯·考克斯制造。乾隆还收藏了英国天文学家威廉·赫舍尔发明的反射性望远镜。所以，乾隆不可能轻视英国的制造技术。

笔者认为，当时乾隆对英使访华的真正反应是：认为英国对于清朝是一种军事威胁。乾隆故意找理由，用这样一封信回绝英使的各种对其有利的要求，希望对方赶紧离开。同时，乾隆也担心使团来访有军事目的，于是紧急部署沿边防御。因此，才有了后续的进一步“闭关”。使团走后，乾隆也的确颁布了很多加强军事防御、防止英国袭击的紧急文件。

五、从社会背景解读“乾隆拒绝使团请求”

清帝国对世界的理解不同于大英帝国的理解，虽然二者均欲以自我为中心勾勒一个世界格局。对于清帝国，拒绝马嘎尔尼的请求，是出于对国内政局稳固和藩王控制的考虑。

本书提到了清朝当时社会背景的几个方面，如朝贡体系等等。笔者将从宏观上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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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蔡美彪：《清朝通史··乾隆朝分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676页。

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1996年。

社会背景分析并进一步论证本书的观点。

首先，清朝疆域辽阔，民族多元。爱新觉罗氏作为少数民族统治朝野，自然对任何动荡都高度警觉，况且南明政权、台湾郑氏集团势力未消；世界开始联通，沿海出现贸易往来的迹象；工商业萌芽；西方自由思想随传教士渗入中国，种种迹象都预示着对统治的威胁。这也符合本书所描述的社会背景，合理地解释了为什么清朝对使团有一定的戒备。

再看贸易，马嘎尔尼认为中国拒绝开放更多的贸易口岸是在针对西方。笔者认为，清朝奉行“重农抑商”，主要原因在国内，而非国外。原因如下：其一是防止富商经济实力积累，掌握过多权力；其二是防止人口流动频繁，不方便管理，也影响兵役制度，削弱军事实力；其三防止农业税收减少，朝廷收入缩水；其四，农民往往安土重迁，也偏向安于现状，麻木服从于高压统治，而从事工商业，尤其与西方自由贸易产生交集，会催生思想的觉醒，动摇帝国的绝对统治。

再看传教，清朝统治充分利用了“政教合一”的策略，不仅秉承往代君王的传统，以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思想愚民，更开创了对藏传佛教的“怀柔”先河。乾隆甚至亲身做起“文殊菩萨”，迎合藏传佛教“君权神授”的思想，这一切都是在贯彻“得人心者得天下”这一道理。清王朝对宗教的重视可见一斑。而使团要求之一──允许传教士宣传西方自由思想，无疑冲击了儒家思想“一家独大”的地位，这是统治者极不愿意看到的。用他们的话来说，西方自由思想会“腐化”百姓心智。

本文认为，清帝国一直秉持“沿中线而行”的原则，防备大英使团并拒绝其请求，也是意料之中。使团提出的“英使驻京”让乾隆怀疑使团来访有军事动机，乾隆也一度怀疑使团访华是为了刺探情报。在乾隆心中，大英帝国究竟是多大的威胁，笔者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清帝国不会做出单方面满足竞争对手需求的让步，也不会让对手有任何打听清朝情报的可乘之机。

四、对本书后现代史学观应用的个人解读

首先，我想大致阐述现代史学观和后现代史学观的特征。

现代史学继承了科技革命的遗志“科学”与“理性”，因此往往着眼于历史的“普遍性”“一致性”，同时不可避免地存在思维定式——西方先进，是世界中心；东方落后，是世界边缘。“总体来看，东西方二元对立，其中西方成了先进文化的代表和历史唯一的主角，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也成了历史发展的唯一范本。”4笔者认为，现代史学往往套用固化的发展模式去剖析东方文化，无疑抹杀了历史的差异性、多样性，忽视了历史进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

后现代并非是现代之后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而是得名于对现代主义的反思和

4 引自邓欢：《后现代史学的实践与反思———以何伟亚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为中心》，《史学月刊》2014年第11期，第5页。

批判，是一种思想观念的更迭和西方文化的内部自省，意在批判居于主流地位的“现代理性”与“进步学说”。“它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多民族、无中心、反权威’。”5由是观之，笔者认为，其主要目的是颠覆以“二元对立的世界模式论”为主的认知框架，从而消解中心与边缘的对立，破除对理性、主体和本质的迷信。

虽然何伟亚在本书中仅仅涉及到了马嘎尔尼访华前后半个世纪，但以古鉴今, 笔者认为，后现代史观的意义在当下,在未来,可以有更深远的意义。

笔者在读完本书后又略读了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针对新文化运动主张的“全盘西化”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不失为良策，但国民应当看到民族文化在未来仍有无限的可能，不存在绝对的“西方先进，东方落后”。6何伟亚所提倡的后现代史学角度，也认为历史发展的节点不应该只有“现代化”，史学家应更辩证更全面地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当下的中小学历史教材，往往以“现代化”“革命”作为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受此影响，国人往往形成了“唯现代化”论的思维定式，因此理所当然地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与发达国家比肩。笔者认为，“现代史学观”是西方社会在强大起来之后，为全世界定制的一套“以西方为中心”的视角，若完全接受之，等于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文化奴役”。不妨参考何伟亚的视角，以后现代史学观看待世界的格局，树立“文化自信”。

再譬如现在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笔者认为是西方社会对中国成见的延续。单单从中国高速持续的经济发展中看出中国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这未免过于小题大做。但是，反观西方对“马嘎尔尼访华”的态度，如今他们得出这一结论，也是意料之中。现代史学在解读“马嘎尔尼访华”时，认为东方一直停留在人类发展史的“过去”，不可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这一偏见一直持续到今天。因此中国的高速发展，于他们而言，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不被允许的。这种偏见，源自不理解，以及中西传统与观念体系的冲突。马嘎尔尼访华之时，东方确实有所落后，但是并非像现代史观所认为的“完全忽视科学技术”，毕竟唐宋时期我国的科技水平一度领先世界，两千年的发展也为我们积累了一定实力。现代史观则夸大了中国的“落后”。如今亦然，中国的发展的确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滞后，但是我们在近现代循序渐进的发展，是不容忽视也不容置疑的。

结语 经过上述剖析，现代史观仅仅是审视历史的一种视角，不能成为唯一标准。虽然现代史观始终以“理性”“逻辑”自居，仍然不能避免主观色彩，其往往暗含西方对东方的诸多成见。而后现代史观是一种全新的视角，它通过对现代史观的部分否定，

5 引自邓欢：《后现代史学的实践与反思———以何伟亚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为中心》，引自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一章。

《史学月刊》2014年第11期，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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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而后立，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中西方文化的隔阂，无疑对历史的研究有着建设性的贡献。未来，后现代史学观应当应用于更广更深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