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歌王王洛宾

2024年3月28日发(作者：)

西部歌王王洛宾：三遭磨难成大器………………………………………………………………熊坤静

史事珍闻

西部歌王王洛宾：三遭磨难成大器

熊坤静

著名音乐家王洛宾因毕生搜集、整理、改编、译配大西北民歌1000多首，出版歌曲集8部，其

中《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入选“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而赢得了“西部歌王”的

美誉。一如其瑰丽多姿的西部民歌，王洛宾的人生道路亦跌宕起伏，颇富传奇色彩。

父子马路同歌，小洛宾一遭监禁

王洛宾于1913年12月降生在北平的一户小康人家，在五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其父供职于

北平的一个军用被服厂，好京戏，时常爱唱几句西皮流水之类的调子。受其影响，子女也多喜欢音

乐，并各按所好，购回了笛子、二胡和箫等，简直构成一个家庭小乐队。每逢茶余饭后，他们就在

自家院子的海棠树下，吹拉弹唱，聊以自娱。而王洛宾尤善于歌唱，因此，其父外出时也就常常带

上他。

1917年7月的一天晚饭后，父亲照常带着小洛宾去看京戏。大概是太过投入的原故，以致散场

后在回家的路上，父亲依然沉浸在兴奋之中。他一手牵着洛宾，一手做着挥动马鞭的姿势，竟然情

不自禁地当街哼唱起来，小洛宾也附和着。父子俩这种“怪异”的举止，引起了巡捕的注意。几个辫

子兵突然来到，不由分说，将他们捉了就径直送进监牢。适值张勋复辟时期，他们被关了没多久，

就随着张的垮台和辫子兵的滚出京城而自然获释。

祸起抗日爱国，王洛宾再遭监禁

早在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上学期间，王洛宾即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一个名叫杜明远的女生倾心

相爱了。1937年，母亲病逝，又逢七七事变，在此国破家难之际，已在北平扶轮中学当了三年音乐

教师的王洛宾心灰意冷，不得不放弃了筹集资金去法国巴黎继续深造学习的打算。同时，他更不愿

留在北平为日本人干事。于是，他便追随早已离开北平回到故乡的恋人，千里迢迢辗转来到开封，

与杜明远成了亲，杜也从此改名为洛珊。然后，他们抵达西安，继之又奔赴山西抗日前线，参加了

丁玲领导的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

一年后，为赴新疆，王洛宾夫妇便与进步作家萧军等人结伴西行，被困于兰州。新疆暂时去不

了，他们一行人就加入了兰州的西北抗战剧团。在随团四处开展抗日救亡演出宣传工作的过程中，

王洛宾接触、搜集到了—些大西北民歌，并深为其艺术魅力所陶醉。有一次赴西宁演出时，他还结

识了时任国民党青海省主席的马步芳，受到赏识。这样，当西北抗战剧团被解散后，王洛宾夫妇便

去了青海西宁。经马步芳的关照，王洛宾进入西宁一所回民中小学任音乐教师，并开始深入青海各

地采集民歌，先后编创了《在那遥远的地方》、《送郎出征》和《我们是抗日远征军》等大量歌曲。

洛珊过不惯西宁的生活，便独返兰州居住，结果发生了婚外恋。因此，王洛宾于1941年3月间匆匆

赶回兰州，与洛珊分了手，并联合在报纸上发布了解除婚姻的启事。

这天，形单影只的王洛宾在兰州车站正欲登车去青海时，突然闯出两个汉子，将他左右挟持着，

并用冰冷的枪管顶在他腰上，粗声喝道：“跟我们走!”

在国民党军统局设在兰州的特务机关里，王洛宾受到一个名叫孙步墀的特务头子的审问：“我们

从报上看到，你和太太分手了。为什么呢？”

原来他早就被这帮家伙盯上了，王洛宾怒不可遏地反问道：“个人感情的事，难道你们也管吗?”

“这个嘛，我们当然不感兴趣。但你想金蝉脱壳，那可瞒不过我。”一番阴阳怪气之后，孙步墀

忽然转换了语调，倾身向前逼视着王洛宾说：“我们早就知道你和共产党的关系，要老实交待你的活

动!”

王洛宾既莫名其妙，又气愤不已。不错，他来自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抵兰州后又与那里的

八路军办事处有来往，但始终是个党外人士，这些特务怎么能据此妄断自己是共产党员呢?而且时值

国共合作团结抗战时期，战地服务团抵兰之初，甘肃省党、政、军当局还多次举行招待会和各界群

众集会，对他们一行文化人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地方报纸对此也作了报道。抗日救国何罪之

有？思来想去，王洛宾觉得，原因恐怕就在萧军身上。萧军早在上海时即因其大名鼎鼎的左派人士

身份而受到特务的跟踪。他常与萧军来往，自然要被怀疑了。于是，他决定保持沉默，以示强烈的

抗议。结果，气急败坏的特务只好将他押入距兰州城几十里外位于黄河北岸的一座秘密监狱。从此，

王洛宾开始了3年多的牢狱生涯。

王洛宾以“共党嫌疑分子”被关在第6号囚笼，人们常叫他“6号”，以致于久而久之反而没人记得

他的真名了。

不久，王洛宾就发现，狱中关押的所谓囚犯，其实都是一些非常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大多因

参加抗日爱国活动而获罪。其中的“2号”名叫丛德滋，是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主办的“民众通讯社”主编，

他们以前就认识。当王洛宾初来乍到时，“2号”曾不无幽默地将他介绍给难友们说：“孙步墀怕我们

在狱中太寂寞，为我们请来了音乐家!”

这些人虽然不断遭到酷刑审讯，并随时面临着死神的召唤，但却活得乐观而又大气。与王洛宾

比邻的“4号”姑娘非常活跃，经常组织狱友们搞一些唱歌游戏活动；“12号”是个血性男儿，虽然常

被狱卒拖出去打得皮开肉绽，但从未间断过写诗——这些率性而成的诗作，一经王洛宾谱曲后，便

被狱友们同声传唱开来。

狱友人数在不断地减少，而王洛宾的困惑和忧愤却在日益增长，并在他手下变幻成一首首歌曲。

“囚徒之歌”系列的《黄昏炊烟》、《大豆谣》、《我爱我的牢房》和《云》等，以及根据难友的诗

词所作的曲子《小尤之歌》、《来!我们排成队》和《春去也》等，这一支支饱蘸着血泪仇，寄寓着

爱国情，以及向往着和平、自由和幸福生活的歌儿，从他那管以牙膏皮卷成的笔下流淌而出。直至

1944年夏，孙步墀因车祸而毙命，王才被释放出狱，并被马步芳派专车接回青诲。

由于王洛宾以前在青海时所作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已唱红全国，故而他在马步芳的眼中

也就身价倍增。马不仅在其官邸设宴，亲自把盏为王接风洗尘，而且还将他委任为青海省军官训练

团音乐教官，授衔中校。尽管王曾经拒绝过马让其加入国民党的要求，但后来马赴兰州就任国民党

西北军政长官时，还是将王也带去了，并加封他为长官公署政工处的上校副处长，专司唱歌演戏兼

掌迎来送往的礼宾事宜。他从此被深深地打上了马步芳的黑色印记。

受累马步芳，王洛宾三入监牢

青海省会西宁被王震带领的第一野战军一兵团解放后，王洛宾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当地的旧政府

人员名单中。时任该兵团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的马寒冰一经发现，如获至宝，当即查访到王洛宾在

西宁的家里，诚恳地动员王洛宾入伍随部挺进新疆。这正合王洛宾的心愿，因为多年以前，他就想

到新疆去发展自己心爱的音乐事业。于是，他抛妻别子，匆匆忙忙地跟上二、六两军，启程到新疆

去了。他受到王震将军的重视和优待，很快于1949年9月被任命为一兵团政治部宣传部文艺科副科

长。

转眼到了1959年，在新疆工作和生活了10个年头，并已担任新疆军区文工团音乐教员、创作

员的王洛宾，在音乐事业上也颇有成就——《沙枣花儿香》、《阿顿江》、《牡丹汗》、《黑眼睛》、

《圆圆的》、《亚克西》、《萨拉姆毛主席》、《社会主义光芒照在我老汉的心坎上》等一首首富

有浓郁民族气息的歌颂党和社会主义的歌曲在他的笔下诞生，随即又不胫而走，很快被人们唱遍天

山南北和祖国各地。因而，他于1958年获得了“全军先进文艺工作者”光荣称号。

然而，王洛宾在青海的那段历史，尤其是他受到马步芳青睐和重用的事，依然成为一些人们无

法抹去的记忆。在当时狠抓阶级斗争、大搞“反右倾”运动的严酷政治形势下，人们自然不再容忍这

个曾经是国民党反动派马步芳手下政工处长的人，继续在人民军队中自由歌唱。加之，王洛宾又曾

经打抱不平、仗义执言，将一位受到某领导凌辱的新疆军区文工团的女演员的事向上级作了揭发。

那位领导便乘“反右倾”之机进行报复，死咬着王的所谓“历史问题”不放。于是，王被揪出来低头弯

腰、示众批斗。

在一次批斗会上，有位头发稀疏、面孔发黄的姑娘竟然站起来愤怒地声讨说：“什么„萨拉姆‟!

明明是„杀了你‟的谐音，包藏着反革命分子王洛宾对伟大领袖的险恶用心!”这几句话犹如五雷轰顶，

差点把王洛宾气晕过去。许多人都知道，“萨拉姆毛主席”是他为音乐话剧《步步紧跟毛主席》创作

的主题歌《萨拉姆毛主席》中的句子，而“萨拉姆”正是维吾尔语祝福赞颂的意思，也可译作“万岁”。

经过数不清的折磨，王洛宾于1960年4月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十年”，锒铛入狱，时年47岁。

狱中生活很单调，每天都是在一个砖场里重复着相同的劳动。由此，王洛宾得以与来自四面八

方、各个民族的各类囚徒接触。这些人在服苦役之余，也时常爱即兴哼唱几句民歌作为发泄，什么

行吟人生的、狎猥放荡的、古老相传的和自己瞎编的等等，花样繁多。而王却独具慧眼，视之为宝，

全部收集下来。天长日久，狱警知道他曾是一个闻名全国的音乐家，便有时也为他提供一些诸如纸

张、墨水之类的方便和照顾。

起初，那些狱友们对王洛宾总是有求必应，往往会将一首民歌反复唱给他听，以使其能够把歌

词、曲调完整准确地记录下来。但后来，当他们渐渐地发现了王洛宾视民歌如生命的秘密时，就开

始小气起来。适值全民大饥饿年代，囚犯的伙食就更差了，而且定量很低，大家都吃不饱。于是他

们就按“价值交换规律”行事，但凡王洛宾要让其唱民歌时，他们往往会首先提出报酬问题。直至王

将自己的一份窝窝头省下来填了他们的肚子才肯干。就这样，王常常忍饥挨饿，而他收集的民歌却

与日俱增。

服刑初期的1962年，因新疆军区文工团的工作需要，王洛宾曾被假释出狱，回到团里继续任职，

参与该团赴北京或出国演出的一些节目的编创工作，相继写出了《江巴拉汗》、《看火车》和《我

愿变成一只百灵鸟》等40多首歌曲，但却没有发表作品的权利。同时，他也给该团的演员和学员教

授乐理知识，培养出了不少学生，有的后来还成为新疆著名的歌唱家。1964年10月，新疆军区文

工团接到总政治部转发文化部的《关于停止演唱反革命分子王洛宾的歌曲的决定》这一通知后，便

将所有与王洛宾有关的歌曲都从节目单中去掉了。

次年4月12日，无比困惑和苦闷的王洛宾骑上自行车，自乌鲁木齐市启程，漫无目的地一路东

去，脑子里不断地回荡着他早年所谱的《云游》等曲子。直到吐鲁番后，他才发现自己忘了带粮票，

买不上吃的，于是又折返回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化工厂的一个熟人家躲避了几日，最终

还是被各处撒网追捕的军警给铐了回去，转入新疆第一监狱。

服刑后期的那些年里，王洛宾被调配到监狱翻译组工作，为一个同样是在押犯的高级俄语翻译

当助手，专译科技资料，以为社会服务。由此，他有机会阅读了俄文版《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

恩格斯的原著。他同时对照英、汉、维三种文版，既学习了语言，又提高了政治觉悟，并开始自觉

地信仰共产主义。其时社会上正流行“语录歌”，受此启发，他从《共产党宣言》中节译了六段原文，

采取莱茵河的乐调，用汉、维、英三种文字填写，谱成有史以来惟一的一曲《共产党宣言》大合唱，

以借此宣传共产主义，表达他的信仰和感情。

1975年5月，垂垂老矣、形销骨立的王洛宾结束了15年监禁生活，肩挎着一只小包袱走向社

会。包里装的是他以生命和苦难为代价，整理而成的三大本民歌集，以及创作的许多研究性的音乐

札记和歌曲《高高的白杨树》、《撒阿黛》等。

直至1981年7月，新华社驻新疆分社记者赵全章对王洛宾的冤狱以及出狱6年来，没有工作、

生活困难等情况在新华社内参作了全面报道后，得到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的亲笔批示。

经有关部门对王洛宾的问题进行深入复查后，终于作出了为其彻底平反昭雪的决定。王洛宾的军籍

被恢复了，成为新疆军区歌舞团的艺术指导，享受文艺六级工资待遇，并分到了一套住房。时年王

洛宾已6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