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8日发(作者：)
心理科学进展 2019, Vol. 27, No. 3, 428–437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DOI: 10.3724/SP.J.1042.2019.00428
行为社会政策：“助推”公共福利的实践与探索*
张书维 梁歆佚 岳经纶
(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广州 510275)
摘 要 行为社会政策是基于人的行为特点而设计, 使用“助推”作为政策工具来执行的社会政策。它是行为科学在社会政策范畴的应用, 其原理在于洞察人们做选择时的行为偏好, 以隐性且非明显经济刺激的方式谋求公众利益。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出发, 基于自愿性和信息性的统一, 可将行为社会政策中的助推策略分为增加策略、减少策略和转换策略; 三大策略被用于再住院率、儿童健康、社区养老、入学资助、就业问题、器官移植和精准扶贫等民生领域, 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 提高公共福利。作为一种新兴的方法和技术e, 助推并非万能, 需要政策制定者对症下药、精确识别、权衡使用, 规避“行为官僚”, 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c和社会利益最大化。
ne关键词 行为科学; 社会政策; 助推; 增加策略; 减少策略; 转换策略
i分类号
cB849: C91
S
l1 引言
决策(Thaler,
ac2015; 李纾, 2016a; 张书维, 2016)。i党的十九大开幕式上,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全除了利益驱使g, 人的行为还可能受到人格、情绪、新判断：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社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影响。社会政策的制定如ol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o果没有考虑人类行为的“非理性”特点, 最后效果h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c可能会适得其反, 南辕北辙(胡鞍钢, 杭承政, 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即是社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y天悦, 2016)。反之, 围绕心理、社会和文化的行为s点。社会政策(social policy)简言之即影响公共福P机制进行设计, 则可显著改善社会政策的实施效
利的国家行为; 它是市场经济成功运作的基本条n果(World Bank, 2015; Lourenco, Ciriolo, Almeida,
i件之一, 也是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治
& Troussard, 2016; 杭承政, 2017), 行为社会政策s理工具(岳经纶, 邓智平, 2017)e。社会政策的目标因此而生。
在于最大化人民福祉。可以说c近年来, 受惠于对人类认知规律和行为特征n, 一项社会政策是否成功, 其标志就是该政策是否按照设定的目的a的精确捕捉, 行为科学(包括行为决策、行为经济改变了人类行为。因此vd, 好的社会政策必须以人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相关应用研究逐渐成为政为本, 基于人的行为特点而进行设计和执行。这A府监管、公共政策与公共服务领域的热门和前沿正是“行为社会政策” (Behavioral Social Policy)的话题(Sunstein, 2016; Teachman, Norton, & Spellman,
核心要义。现今的社会政策中对于人的理解主要2015; 吕小康等, 2018; 朱德米, 李兵华, 2018),
源于传统经济学“理性人”的假设。然而, 来自行为行为科学与政策的联系前所未有的紧密(Sanders,
经济学和决策心理学的大量研究发现, 个体的行Snijders, & Hallsworth, 2018), 催生出“行为公共为并非完全理性, 不总是按照理性选择理论进行管理学”这样的新兴交叉学科(张书维, 2018; 张书维, 李纾, 2018)。2008年, 芝加哥大学行为经济学
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H. Thaler)教授和哈佛大收稿日期:2018-04-03
学法学家卡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教授正式*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8CGL043)资助。
提出了“助推” (nudge)概念, 指任何不依靠明令禁通信作者:岳经纶, E-mail: klngok@
止或是明显的经济刺激方式, 而利用个体在选择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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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行为偏好或是非理性行为, 以积极的方式影究小组” (Behavioral Insights Team), 将行为经济响人们行为朝可预见的方向发展(Thaler &
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应用于公共政策的创新, 取得Sunstein, 2008)。由此, 政府可以使用更“隐性”
了显著效果。此后, 美国政府亦于2014年组建了(covert)的策略来引导公众达成特定选择, 采取一“白宫社会和行为科学小组” (White House Social
种既非强力控制又非放任自由的管理方式, 实现and Behavioral Sciences Team), 通过应用助推理“自由家长制” (libertarian paternalism), 或曰第三论来帮助其制定更有效和低成本的公共政策。荷条道路(Thaler & Sunstein, 2008; Sunstein, 2014; 兰、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也已经组建或正在组何贵兵, 2016; 李纾, 2016b)。2017年, 塞勒荣获建行为科学团队, 利用助推影响政策。中国虽然没诺贝尔经济学奖, 彰显出助推思想的巨大应用价有成立专门的行为助推小组, 但在公共政策的制值(李宝良, 郭其友, 2017)。本文聚焦助行为社会定和执行中, 已经有类似助推的实践, 值得关注。
政策的实践与探索, 将助推的隐性策略概括为三狭义地说, 助推是指一套引导人们行为朝向大类, 梳理其在国内外社会政策领域的运用, 进接受自我负责的方向发展的经济激励政策框架而“助推”政府更好地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迪安, 2015)。其重点有二：一是行为改变要。
经济激励。本文对助推的理解更广义e, 一是c, 并不局限2 行为社会政策的工具与策略
于经济激励, 而与公共政策分析中的政策工具概n念更接近。政策工具的分类ei1983; Howlett & Ramesh, 2003)c, 通常有两种(Hood,
助推是行为社会政策有别于传统社会政策的：其一根据“政府介政策新工具。助推能够影响人们的选择, 但不会入公共物品与服务提供的程度S
l”分为：强制性工具强迫人们改变选择, 也不会代替人们做出选择,
(如立法、a行政命令等)、自愿性工具(如通过家庭、只是用不显著增加的成本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选社区、市场来实施政策ci)和混合性工具(介乎二者之择。可以说, 典型的助推只是对选择架构(choice
间),
go助推可谓自愿性工具。其二依据“政府拥有的architecture)的改变, 而人们在选择时必须有充分lo资源”把政策工具分为四类：信息类工具、财政类的自由且能轻而易举地免受这种改变的影响(句h工具、权威性工具、组织性工具, 助推可谓信息华, 2017)。“选择架构”的核心就在于政策制定者cy类工具。事实上, 助推固有的非强制性决定了使通过对政策使用者心理的把握, 创设特定情境s用它作为政策工具时必须立足信息为本来发挥作改变特定条件, 使得后者按照前者的希望来进行P,
用。因此, 不同于传统政策工具鲜明的强制性和决策, 而这个过程是低成本高回报的ni, 就好像“用权威性, 从助推的角度看, 自愿性工具和信息性胳膊肘或身体其他部位轻推了一下
s工具就有了统一性。具体到社会政策领域, 本文e”, 从而让人们更容易做自己想做的事。由此可知, 符合助推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出发, 基于助推作为政策工概念的政策设计, 其干预措施的形式不能是高成cn具的“二合一”属性, 概括出三大助推策略：“增加本的物质诱因和强制的行为规范av, 如政府补贴、策略”、“减少策略”和“转换策略”。“增加策略”指增加税收、罚款甚至监禁等。鉴于信息、认知能d的是通过增加程序、加大信息披露等方式作用于力和自我控制等因素的限制A, 人的日常决策表现政策使用者的认知加工, 从而进一步影响其行为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特征, 依赖于各的策略。“减少策略”则与“增加策略”相反, 面对复种启发式(heuristics)的经验判断, 因而人们经常杂选择的时候, 通过简化程序、减少信息的手段会做出与其自身福利不相符的低效决策(李德国,
来帮助人们避免做出消极的选择。“转换策略”突蔡晶晶, 2016)。助推策略正是着力于改善这一局破了前两种策略的直线思路, 在不改变政策含义面, 其独到之处在于既不必取道行政命令, 也无的前提下, 通过对现有政策形式上的转变和调换需借助经济杠杆, 而是通过提供适宜的选择架构,
来达到目的; 存在对政策话语的转换、对政策选使人们的行为朝着预期的方向改变(何贵兵, 李纾,
项的转换和对政策内容的转换等套路。一增一减梁竹苑, 2018)。
一转, 对政策制定者的要求与挑战逐步提高。而2010年, 英国政府邀请行为科学领域的专家不同策略下的实例, 说到底都围绕社会福利两大成立了世界上首个以助推为特色的“行为洞见研结果(钱或服务)的助推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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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为社会政策的增加策略及应用
(2013)利用在陕西省10个贫困县45所农村小学营增而不繁, 增加策略的使用反而使政策使用养信息干预的随机试验数据, 分析信息干预对留者的决策过程更为简单。当使用者获取的信息不守儿童血红蛋白水平的影响。研究中使用的信息够充分时, 往往很难做出真正增进自身福利的决助推方式非常简单：开发促进儿童健康的视频和策。而在社会政策领域, 由于掌握资源的差异, 这宣传手册, 对知识宣讲员进行培训后, 再由其对样的信息不对称更是屡见不鲜。对于政策制定者留守儿童父母, 以及学校校长、老师等进行营养来说, 增加信息披露、信息公开, 适当增添程序是知识普及与宣讲。结果表明, 与父母未接受信息设计和执行成本都相对低廉的手段。有鉴于此,
干预相比, 父母接受干预的孩子健康状况提升政策制定者应当提供更充分的信息来帮助人们做显著。可见以信息干预为代表的助推手段能够促出最优选。
进留守儿童身体健康及营养状况的改善, 且信3.1 增加策略与再住院率
息披露地越充分、越全面, 效果越明显。相较于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将政府的财政补贴, 信息助推的方式显然成本更为在一家医院出院后的30天内再次入院定义为“再低廉。
e住院”。再住院很常见但是代价高昂。普华永道无独有偶, 白晶等人c(2015)利用信息助推的201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 美国的再住院率为18%,
手段提高陕西省山区农村留守儿童疫苗接种率ne,
每年给医疗保险支出带来170亿美元的成本, 其防止传染病发病率进一步上升。入户基线调查显ic中, 至少有1/5的病人是误解或错误预计了医疗示, 他们采取发放核心信息卡、进行面对面教育、S
情况而再次入院。
开展为期6l个月的健康课堂活动等手段进行信息a简单的教育和沟通可以化解一部分无效的再干预,
c与干预前相比较, 干预后儿童监护人的行i住院问题。此外, 相当数量的美国医院通过识别为产生明显变化g, 表现为预防接种知识知晓率提高危患者、设计并实施干预过程, 来达到降低高高、o预防接种意识增强、预防接种态度更加积极。
l危慢性心脏衰竭患者的再住院率的目的。虽然略oh4 行为社会政策的减少策略及应用
有成效, 但是由于难以精准地识别目标患者cy, 干预措施缺乏针对性, 再住院率依然居高不下。部减而不乱, 减少策略的应用帮助人们既快速s分医院转而寻找更为准确的控制再住院率的方P又准确地做出决策。当人们面临复杂的选择时,
法。Bardhan等人(2015)利用北德克萨斯州的n67需要对复杂性本身做出反应, 不断平衡多方利益,
家医院中2006~2009年的慢性心脏衰竭病人的信i确定最佳选项通常十分困难, 人们有可能逃避、
s拖延, 做出消极的决策。政策制定者若能提前考息建立了一个模型。研究表明e, 建立再住院早期虑到这一点, 通过简化程序、打包过程、删减选预警系统非常重要, 通过健康信息技术c, 只向需项的手段来促使人们做出正确的决定, 既能够化要再次入院诊疗的病患发送信息na, 无需入院则不解成本、提升服务效率, 又能够避免人们的消极发送信息, 结果利用了该种健康信息技术的医院v选择, 实现双赢。
再住院率明显降低。这就是增加策略用于信息助dA4.1 减少策略与社区养老
推的一个典型例证。发送给需要再住院病患的信老龄政策(old-aged policy), 又称老人政策,
息体现了信息披露的思路, 而在整个过程中, 病是政府为老年人提供的收入保障和生活照料服务,
患只用依据是否收到信息来进行决策, 大大简化也是社会政策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养老服务则了再住院与否的选择过程, 减少了因不必要的担是老龄政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共有三忧而选择再住院的情况发生, 从而提高了医疗资大内容：经济保障、日常照料与情感慰藉, 而其源的有效利用率。
中日常照料又可以细分为家庭养老、社区居家养3.2 增加策略与儿童健康
老与机构养老三种养老模式。家庭养老(family
长期以来, 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的留守儿童身supporting / home care)主要是由家庭成员提供照体健康和营养状况一直是困扰政策制定者的难题,
顾服务的传统模式。社区居家养老或社区养老也是农村社会福利保障的一个顽疾。常芳等人(community-based senior care)指在社区网络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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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内提供的各类提升老人生活质量(含生活便利)更高效、便捷地获取了有质量的养老服务。
的服务模式, 可以通过政府和社会力量雇佣的护4.2 减少策略与入学资助
理人员上门完成。机构养老(institutional senior care)在美国, 社会保障中的学生福利计划对大学是指公办或民办的养老机构(包括敬老院、老年公入学情况有着深远的影响。取消福利资格, 使得寓等)为养老服务提供地点, 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受影响的学生出勤率降低了18.2% (Dynarski,
为入住老人提供全天候养老服务, 政府、捐资机构2003)。一家税务公司尝试了增加高中毕业生大学或老人所属家庭承担养老服务开支的养老模式。
入学率的助推干预。公司的专业税务人员帮助有在社区养老模式产生之前, 政府一直采用大高中毕业生的低收入家庭填写联邦奖学金资助申力发展机构养老的形式, 大量资金被投入到建设请表(The Free Application for Federal Student Aid,
养老机构建设中。对于政府而言, “政府包办”的养FASFA), 计算他们可能获得的援助金额。这种私老服务使得既有的养老机构缺乏自我生存、自我人订制式服务只需要每名参与者支付53.02美元,
发展的能力(张旭升, 牟来娣, 2013), 办的越多,
却有效缓解了学生们在填写表格时对犯错的焦虑政府财政的包袱越沉重。而民间力量又大多不愿和承认自己低社会经济地位的耻辱感e, 增加了完意进入利润微薄的养老行业, 或是定价过高无法成表格的成就感, 避免c了因拖延而错过申请真正服务于弱势老人, 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也为政(Bettinger et al., 2012)。原本感到困扰的申请流程n府的监管带来难度。这样的养老形式难以为继。被简化成了专业人士帮助下成本低廉的舒心服务eic,
同样的, 对于“三无”、“低保”甚至失能失智急需养更重要的是以此减轻学生的心理负担S, 亦符合减老服务的老人而言, 选择一家地理位置、食住条少策略的精神。
l
件、收费情况都合心意的民营养老院不够现实,
效果是喜人的a而了解各种申请条件、处理各类流程手续进入公助就额外增加了c, 每多发放1000美元的经济资ig1.53个大学注册者。而在实施这办养老院又是一项相当繁杂的任务。养老服务的类助推前o, 每花费1000美元只能带来0.0351个额窘境酝酿着变革, 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做法,
lo外的大学新生, 减少策略使得1000美元的花费效由政府出资, 社区落实专人护理的上门服务即社h区养老成了新选择。这一模式直接对接享受服务c率提高逾40倍。
y在中国, 各高校针对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均开的高龄、独居、失能失智的老人; 同时为老人提sP辟了入学的“绿色通道”。采取一站式服务, 对贫困供日间的各种服务, 如日托、就餐、康复、庇护、
学生的认定及资助政策和途径(如国家助学贷款、休闲娱乐(王诗宗, 2007)。这类社区养老服务内容ni校内助学金、勤工俭学等)以集中快速的办理方式更为丰富, 也更具人性关怀。
s提供给有此需求的学生。这一举措有效缓解了经济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看,
e社区养老模式是通困难生的燃眉之急, 同时简化了他们的入学手续,
过“减少策略”向社会力量的一次借力。政府购买cn亦可视为减少策略的成功运用; 由于是校方提供公共服务可看作是“打包av”, 将原先必须亲力亲为、的旨在确保家庭困难新生顺利入学的专属服务,
复杂棘手的养老问题简化成了激发市场活力、选d对于受益学生而言, 几乎没有任何经财务成本。
择合适接包方并合理监管完成付费的问题A, 既减少了流程又优化了服务。利用的助推手段也简单5 行为社会政策的转换策略及应用
可行, 项目发包过程中, 通过信息公开、向社会组转而不难, 转换策略不需要大刀阔斧, 用户织推送关键信息的方式, 简明扼要、量身定做, 建友好、柔性、四两拨千斤的微调就可以取得理想立统一的政府购买平台, 简化相关程序, 优化申的效果。转换策略的核心理念在于利用政策使用请界面, 都可以达到吸引社会组织并提高其竞争者的心理特征, 在政策调整之后, 引导使用者或性的效果, 为最终社区养老良好目标的实现保驾主动或被动地改变行为。这些心理特征集中体现护航。从社区养老服务使用者也就是有需要老人在框架效应、默认效应和心理账户。其中, 框架的角度来看, 这种“上门服务”、“一步到位”式的社效应转换措辞, 自由度、透明度更高; 默认效应转区养老模式与原先选择养老机构甚至留在家中无换选项, 心理账户转换内容, 后两者则带有一些人照料的境况相比, 大大简化了他们的选择过程,
强制执行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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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框架效应与就业问题
以及努力成本、默认选项的框架和个人经验等分Tversky和Kahneman (1981)提出的“亚洲疾析默认效应的影响因素(黄宝珍等, 2011)。
病问题”, 开创了对“框架效应” (Framing Effect)的器官移植供体短缺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难题。研究。公共政策中的框架效应指人们的决策行为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表明, 全世界需要紧急器官受媒体或领导人对同一问题的框架表述形式的影移植手术的患者数量与所捐献人体器官的数量比响而表现出不同决策偏好的现象(史燕伟等,
为20:1, 而美国器官移植的等待者和器官捐献者2014)。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合理利用框架效应来之间的比例为5:1, 英国为3:11。
影响政策使用者的决策, 一个成功的应用是解决各国都在尝试运用各种方式解决器官捐献率再就业问题。
低的问题。比如, 荷兰通过大规模的教育活动和在提升就业率方面, 英国的行为洞见研究小发送大量的邮件说服公民注册成为器官捐献者,
组会同试点城市的求职中心一起, 重新设计了找但收效甚微(Johnson & Goldstein, 2004; Oz et al.,
工作的过程, 来提高求职者的动力和成功率。具2003)。近年来, 有许多国家不约而同地在解决这体做法是, 要求求职者在接下来的一周内对求职一难题上选择了利用默认效应e, 尤其是一些欧洲活动作出承诺, 从而避免消极怠工和半途而废的国家。策略有两种：所有公民都被预先设定为c“有现象。通过公开预先承诺的方式, 接受干预组相意捐献器官者”, 此时n启动的是“决定退出(opt-
较于对照组的求职成功率上升了5%, 这种助推out)”系统; 但同时他们也可以很方便地提出退出ei手段随即被扩散到全国所有的就业中心。从“被申请把自己登记为c动”找工作到“主动”做承诺, 仅仅是将原来的“被S“无意捐献器官者”, 此时启动的是“决定参加
l动推脱”框架转换为“主动承诺”框架, 就取得了不来了器官捐献率的大不同。a(opt-in)”系统。这一小小的改变带cJohnson和Goldstein
俗的效果(Lourenco et al., 2016)。
(2004)ig通过在线行为实验的方法研究发现, 默认同样, 匈牙利也将框架效应运用到调整失业公民ol“同意”捐献器官的国家平均超过90%的公民保险的管理方式之中。将“失业保险”重新命名为o选择成为器官捐献者; 而默认公民“不同意”器官“求职者福利”, 这是一个更好听的名称。再辅以要h求求职者主动报告求职进展情况, 增加就业中心c捐献的国家平均仅有不到20%的公民选择成为器y对求职者的访问等综合性手段, 对解决再就业问s官捐献者。Abadie和Gay (2006)发现, 在控制其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Lourenco et al., 2016)P
。
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仅将“决定参加”系统改为作为就业问题的终端环节, 退休政策也事关n“决定退出”系统, 一个国家的公民器官捐赠同意i个人福祉。鉴于我国人口老化、受教育年限加长、
率大约可以增长16%。可见默认选项的倾向性导s劳动力成本上涨、养老金支付压力增大等社会形e致了政策结果的巨大差异。特别的, 实践上西班势, 延迟退休政策已进入决策者视野并被纳入议c牙已经走在了前面：根据西班牙器官捐献法的规n事日程。目前在讨论延迟退休的政策益处时av, 主定, 所有公民都被视为器官捐献者, 除非公民本要站在国家角度。最新实验研究发现d, 当操纵了人在生前表达了相反的意愿, 该意愿可通过口头政策宣传立场A, 即由国家立场的宣传框架转变为或书面进行表达。这一充分运用默认选项的法律个人立场的宣传框架后, 能够显著提升民众对辅之以高效的器官捐献与移植架构及运作机制,
“延退”政策的可接受性(曾艳, 2017)。
确保了西班牙的器官捐献率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5.2 默认效应与器官移植
首位; 2017年, 西班牙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达到默认效应(Default Effect)表现为一种预先确46.9, 创下新高2。
定的选择, 若人们没有采取新的、试图改变的行
动, 那么这个选择就会生效。日常生活中“默认”1新华专访. (2012). 90%患者在等待中绝望, 器官捐献亟待选择的场景并不少见, 如安装软件时捆绑的其他更多人参与. /?id=
软件、购买飞机或汽车票时默认购买的保险等。6059&cid=449
2
细究起来, 可从损失规避、质询理论、暗含的推环球时报. (2018). 你知道吗？西班牙的这项事业比它的足坛地位更牢固. /exclusive/2018-
荐和神经心理机制四个方面解释默认效应的形成;
07/?nm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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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 据估算每年因终末期器官衰竭而苦品, 尽管这些产品只是便宜的杀虫剂及处理过的苦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约有30万人, 而每年器官蚊帐。但只要给人们提供一个带锁的铁盒和一个移植数量仅约1万例3; 2016年百万人口器官捐献标明需购买卫生预防产品的账本, 人们对这类产率仅为2.984。调查发现, 中国传统文化和观念是品的投资就会提高66%~75% (World Bank, 2015)。影响民众进行器官捐献的主要因素(杨颖, 黄海,
这种助推行为之所以奏效, 就在于帮助人们建立邱鸿钟, 2014); 这一束缚不太可能在短期内突破。了专门的“卫生预防产品”账户, 从而把这类产品因此, 通过默认选项设计来提高中国的器官捐献的消费行为从“现金支出”账户中剥离出来。
同意率以解燃眉之急就显得更加迫切。一项最新贫困问题通常具有区域性、阶段性和动态性的在线调查显示, 默认选项为“决定参加”组被试特征, 不同类型区域和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的器官平均捐献意愿率是68.33%; 默认选项为决致贫因素不同。在我们过往的扶贫模式中, 财政定退出组被试的器官平均捐献意愿率是83.61%。投入不断增加, 政府扶贫补贴的“撬动效应”带动该结果说明,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决定退出制度周围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这种大水漫灌式的财政同样能够提升器官捐献率(黄元娜等, 2018)。
扶贫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器官捐献只是医疗卫生领域成功利用默认效后返贫的情况并不少见, 甚至有些县为了继续拿e, 但用完贫困补贴之c应的一个范例。由于信息不对称, 普通民众通常补贴, 放弃发展, 迟迟不肯脱掉贫困县的n“帽子”。缺乏确定的偏好, 因此有能力设置默认选项的政个中原因在于传统的扶贫过于注重经济因素ei策制定者应当使用它们来实现合理且重要的医疗忽视了贫困人群的行为心理特征。行为经济学理c, 而目标。例如, 默认注射常规肺炎球菌疫苗, 大大减论认为穷人拥有财富的稀缺性以及知识的匮乏S
l,
少了小儿感染肺炎球菌引起肺炎的几率; 72小时限制了他们的认知资源ac, 会导致他们形成稀缺心后默认移除留置导管, 使病人更不容易处于危险态而失去耐心ig, 从而改变人的思维方式, 影响人之中; 仿制药默认为药物, 实现了成本控制的目的行为决策o, 这是物质贫困的认知根源(黄英君,
标等(Halpern, Ubel, & Asch, 2007)。当临床证据表lo胡国生, 2017)。因此, 要想真正脱贫, 就不能忽视明一种处理方式对大多数病人都适用, 此时将其h认知因素的作用, 需借助“贫困心理学”的视角重作为默认选项就有极大的现实意义(Johnson,
cy新审视并着力解决“精神贫困”问题(徐富明等,
Steffel, & Goldstein, 2005)。
s5.3 心理账户与精准扶贫
P2017)。
十八大后的精准扶贫政策将贫困户、贫困村塞勒于1985年正式提出了心ni有效识别出来, 并建立贫困户和贫困人口档案卡,
理账户理论(Mental Accounting Theory; Thaler, 1985)s摸清致贫原因和帮扶需求, 在此基础上改变过去认为, 个人、家庭乃至企业都有明确的或潜在的e。该理论c大水漫灌的粗放式扶贫方式和一味“输血”的功能,
心理账户系统, 这个系统在进行决策时通常有着n诱导各种市场手段实现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与经济学、数学的计算方式相悖的运算规则av, 人在政策实施过程中, 可利用来自心理账户的助们倾向于把财富划归进不同的心理账户进行管理d推。举例来说, 贫困人口已建立了农业物资、食A,
用心理账户来分类消费行为与分配资金, 不同的物支出、子女教育、住房医疗等不同类型的心理账户之间运算规则也不尽相同, 而这个系统的工账户, 如果像过往那样一次性发放补贴, 贫困家作是无意识的, 这也使得人们的决策往往违背了庭会把它和有限的收入放在一起, 在各个心理账“经济人”假设(李爱梅, 凌文辁, 2007)。2015年世户之间二次分配, 优先分配给他们认为最重要的界发展报告中有一个生动的例子, 肯尼亚政府了账户, 很难达到专项扶贫的效果。同时, 贫困人群解到, 缺乏现金阻碍了人们投资购买卫生预防产的认知控制力有限, 通常具有短视现象, 注重眼
前利益。因此, 扶贫资金可以采取分类多次划拨3
的方式, 引导扶贫对象将不同类型的金融产品或南方周末. (2017). 每年器官移植仅约1万例, 中国器官捐献需跨哪些坎. /content/122011
小额储蓄置于相应的心理账户, 辅之以默认选项4
人民日报. (2017). 一位捐献协调员的酸甜苦辣(发现身边).
的设置来开启贫困户的储蓄行为, 可以设定账户/n1/2017/0405/
自动将收入账户金额的一部分转化为定期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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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利用贫困户将存钱、取钱分设为不同心理账文的另一贡献。三者各有侧重、相辅相成。增加户的习惯, 控制支出对贫困户的诱惑, 代之以“天策略与减少策略好似一个硬币的两面, 至于什么天存钱、日日有息”的快乐, 增强贫困人群的获得时候增加信息, 什么时候又减少信息, 政策设计感, 最终使其主动改变行为。 者需根据具体的政策情境和受众背景来考量, 把2014年12月以来,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握其中的平衡。而转换策略则跳出了信息增减的研究院先后在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乐山市马直线思维, 用更隐秘且巧妙的方式“改造”信息,
边县、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等地发起了一项“劳为决策者的“临门一脚”实现“神助攻”。尽管本文动收入奖励计划”的反贫困实验5。贫困户因“福利对三大策略的探讨聚焦在社会政策领域, 但基于依赖”而失去脱贫动力, “等靠要”的思想给扶贫任“助推”的工具属性, 三大策略完全可以推广到行务带来挑战, 这项实验所针对就是这一难点。“劳为助推所及之处。如利用增加策略, 在原有选择动收入奖励计划”的核心就在于对低收入家庭的之外增加另一个更差的选择后, 原来的那个选择劳动所得给予一定的现金奖励, 以奖代补, 鼓励会变得更有吸引力, 从而促进个体的健康行为(Li,
贫困户通过增加劳动供给来增加收入。这种“以奖Sun, & Chen, 2018)。总之,
代补”其实是负所得税的一种形式：即政府界定一社会发展的行为科学方案,
e助推策略提供了促进c有效助推的基础在于个最低收入线, 按照一定负所得税税率, 对在最对个体行为选择心理机制的正确认识n(何贵兵等,
低线下的贫困人口, 根据他们不同的实际收入,
2018)。
ei给予一定补助。这显然有利于激励低收入群体增加行为社会政策的各项实践应用表明c, 在社会劳动时间、提高劳动意愿(李庆梅, 聂佃忠, 2010)。
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S
l, 利用助推可以在个人层原先的低保政策采取的是“差额补齐”的方式,
面取得事半功倍奇效ac(Benartzi et al., 2017)。与营缺乏劳动激励, 即每多挣1块就少补助1块, 贫困利性部门不同ig, 社会政策过程中的助推必须有一户自然认为积极工作是不划算的, 政府只能不断个社会目标o, 即让尽可能多的人可以从助推中最加大补贴, 却很难“拔出穷根”。然而当政府的补贴lo大程度地获益。换言之, 行为社会政策助推公共从“不劳而获”的补贴账户转移到了“多劳多得”的h福利。现实中, 当人们真正从社会服务中寻求支奖励账户, “懒汉”也开始有动力走出贫困：贫困户cy援、帮助和补偿的时候, 权利失衡就随之产生。通过种养殖业和劳务收入项目大幅提高了收入s,
P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服务的提供方几乎掌握了全雷波县143户贫困户的数据也显示了农民就业率
部话语权, 他们在实际上决定了谁能够获取福利大幅提高。仅仅只是转了心理账户,
ni换了补助形和服务。在这样的背景下, 助推的加入使得弱势式, 就取得了如此显著的效果; 还带来拉动消费、
s群体可以得到更直接、更集中的关注, 这也体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附加利好。可见e, 利用心理了行为社会政策以人为本的原则。社会政策中的账户的转换策略将给政府攻克cn“精神贫困”这一顽助推可以看作是一种实现社会福祉最大化的个性疾带来新思路。
av化方案,
大数据技术处理复杂数据能力的提升帮6 小结和展望d助我们更精准地了解人类行为; 也正因为如此,
A
通过在不同的社会、文化、政策中应用助推, 更综上所述, 相比于传统的社会政策, 行为社有效率的社会政策来日可期。
会政策可以做到保留个体自由选择权利的同时,
未来的研究重点可以考虑放在政策制定者如潜在影响人们的行为, 使之朝着有利于个体和社何更精确地识别哪些情境需要且可以使用助推方会福利的方向发展。“行为社会政策”概念的提出,
法; 增强助推过程的透明度、保障政策使用者的是本文的首要贡献。以行为科学为理论指导, 以知情权, 帮助使用者也参与到助推设计过程中来;
助推为政策工具, 以公共福利为现实目标, 行为更好地评估助推对社会的总体影响。一方面, 助社会政策大有可为。三大助推策略的概括, 是本推机制能否在社会政策领域有效地影响和激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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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期 张书维等: 行为社会政策：“助推”公共福利的实践与探索 435
拆解成：哪种助推机制最适合当下的社会政策？然，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助推者也可以互怎样解释、推导、预判助推机制的功效？这两个相学习，尽管目标不同，但手段相似(Caldwell,
问题需要政策制定者时时自省, 以保证对助推机2018)。特别的, 考虑到经济不景气、财政资源有制的合理、正当使用。另一方面, 社会政策助推限以及政府越来越不想在社会领域花钱(小政府机制设计存在“激励不相容”问题，即作为代理人理念, 英国近年的变化最明显), 我们认为社会政的政策制定者与作为委托人的政策受众之间在个策中的助推前景广阔。期待在这交叉学科领域中人目标与集体目标上的不一致。如何对他们可能出现新的知识要素、方法技术和经验证据, 推动存在分歧的利益诉求进行有机整合而实现“激励行为社会政策的研究与实践继续向前。行为科学相容”呢？我们真的能够设计出切实可行的助推给政策科学带来的变化可能是一场革命性的知识策略吗？这个问题的不断探索同样有助于建立助重构, 并为提升政策有效性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朱推机制的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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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塞勒本人所强调：“把助推手段用在好的地杭承政, 2018), 利用助推等政策工具对症下药、c方” (Thaler, 2015)。行为社会政策中的助推实践,
有的放矢, 才能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ne, 人民生应警惕催生“行为官僚” (behavioral bureaucrats)：活的幸福安康。
i助推者因不了解个人的幸福标准而损害其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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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510275, China)
lAbstract: Behavioral social policy (BSP) is a kind of social policy that uses "nudge" as a tool, based on the
o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behavior. It is the application
hof behavioral science in the field of social policy.
According to people’s behavioral preferences,
cyBSP pursues public welfare in a covert way without
significantly changing their economic incent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makers, the method of the
svoluntary and/or informational nudge can be divided into increase strategy, decrease strategy and adjustment
P
strategy. These three strategies are
ni
used in areas such as re-hospitalization rate, children's health,
community-based senior care, admission funding, employment, organ transplantation, and precision poverty
salleviation to help people make
ecbetter choices and improve public welfare. As an emerging method and
technology, nudge is not
nalways useful. Policy makers need to suit the remedy to the case, accurately
identify, trade-off,
avand avoid “behavior bureaucrat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maximization of social benefits.
dKey words: behavioral science; social policy; nudge; increase strategy; decrease strategy; adjustment strategy
A
..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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