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7日发(作者：)

读《战地女杰》有感

在悲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活跃着一群特殊身影，她们中有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有女干部，也有普通女兵。饥饿、疾病、血战、死亡，没有什么能阻挡住她们前进的脚步，这一群可亲可敬的巾帼英雄在弥漫的硝烟中一路穿行。这本书介绍的是一群坚强地走过雪山草地，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不屈地拼搏着和奋斗着的女战士。

当我翻开书的最后一页就看到了这样一段话：“在那场悲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活跃着一群特殊的身影，她们中有中央邻导同志的爱人，有女干部，也有普通女兵。” 可以说：“红军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壮举，它就像一条永远铭刻在地球上的红飘带，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象征。”没错，正如书中所说，在那场悲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不光有强壮的男士兵，还活跃这一群女兵，她们与苦难进行殊死抗争，饥饿、疾病、血战、死亡，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前进的脚步，这一群可亲可敬的巾帼英雄在弥漫的硝烟中笑着，唱着，英勇前进。她们用女性独有的柔韧与苦难进行着殊死抗争，用浓浓的情和爱，谱写了一个个凄美动人的故事。

尽管红军长征的历史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当年那些风华正茂、叱咤风云的巾帼英雄大都已经渐渐的离开了我们，但是她们表现的崇高的革命理想信念，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不怕困难的优良传统都留在了漫漫征途上，那些美丽的故事依然那样荡气回肠，动人心魄。

1935年1月9日，一方面军的30位女红军跟随中央领导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人走进了遵义城。这是一座北倚娄山、南临乌江、地势险峻的黔北重镇。当女红军们跟随中央军委纵队走进遵义城时，大街小巷到处是欢迎的群众，毛泽东只好在丰乐桥头下马，与欢迎的人们一一握手。

在出发前，很多的女战士都会面对难分难舍的局面，尤其是面对自己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为了不影响红军长征的进度，凡是患有重病的战士都不能随军作战的，有孩子的女战士更加不能带着孩子一起长征，因为孩子一大哭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甚至会暴露大部队。

女红军陈琮英是任弼时同志的爱人，当时生完孩子不足3个月，部队马上要撤离根据地了。刘琮英问任弼时：“我能带着孩子一块走吗？”陈琮英明知道这

个答案是否定的，但她还是不死心地问一问，哪怕希望只有那么的一点点。任弼时一提到孩子也沉默了。在1928年他在安徽被捕入狱时，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苏明刚满一岁，陈琮英抱着她在上海、长沙、安庆之间来回奔走，一路上分餐露宿，饱尝颠沛流离之苦，孩子最后得了肺炎病死了。3年前，陈琮英被捕入狱时，出生不到百天的女儿也跟着身陷囹圄，在狱中的生活十分艰苦，女儿饿得声音都哭哑了，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出狱之后她有考虑过把女儿带去苏区的，但是考虑到工作，她还是把孩子送回老家托婆婆代养。现在这个儿子又不能带在身边，只能把他寄回老家去，陈琮英想着到时把还在找到，用加倍的母爱补偿这个孩子，后来这个孩子竟遗失了，这一别竟是再也不能相见。

一到遵义，女红军们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政治工作，她们领导群众打土豪，向群众分发没收的财物粮款，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

在前四次反“围剿”中，这里的适龄青年几乎都参加了红军。要想在一个区里再招收30人参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危秀英二话没说，一口气走了30多里地，当天就赶到了崇贤区，连夜开展工作，深入村庄召开青年会、中年会、妇女会，很快就把群众发动起来了。

危秀英做梦也没想到，正当她憋着一股劲要干出一番成绩的时候，却失足跌进这死亡之窟了。她只觉得头昏眼花，浑身疼得厉害，动不了身，也喊不出声，这可怎么办呢?她想着想着，又昏迷过去了„„ 当时，战士们为了追击敌人，没有来得及找她，直到结束战斗、打扫战场时，才发现了地道口，带队的干部坚决地说：“危秀英是个好同志，她活着要立即组织抢救，如果牺牲了也要拉上来埋葬。”

下到地道里的同志很快找到了危秀英，用手一摸她的胸口，感觉还有微弱的心跳，就把她放到拴着绳子的篮子里吊了上去。经过一番抢救，危秀英从死亡线上又活过来了。 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的危秀英，同其他几位同志一起被分配到一家火柴厂做群众工作。她们几乎每天都要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日主张，动员群众参加红军。

在雪上脚下，红军总医院的一名小红军战士孙文莲，身穿灰布军装，背着2尺小马枪，尽管军装盖住了膝盖，马枪常常碰到了腿，但她依然容光焕发。一位老大娘听说有这么小的女孩子晚上过雪山，吃惊地张大了嘴，问她：“姑娘，你

要过这座雪山么？”她答道 ：“是啊。”“这山上有山神，有野鬼，人是过不去的，到了山上就会憋死，晚上更可怕。”但孙文莲勇敢地说：“我们红军不怕鬼神。”就跟着部队上了雪山。走着走着，因为太累了，孙文莲不知什么时候在路边睡着了。过了一会，收容队的一位战士把她叫醒了，并告诉她：要是再这么睡下去就再也醒不来了。孙文莲不敢大意，赶紧起来继续前行。

在过雪山时，因为高山空气稀薄，女战士张明秀只觉得头昏眼花，脚下一滑，跌下了山崖，战友们惊恐地大喊：“不好，有人跌下山崖啦！”“张明秀，张明秀。”幸好有两具战友的尸体挡住了她，使她停止下滑，她用双手死死地抓住冰层，才没有坠入万丈深渊。她听到有战友们的呼喊声急切地答道：“我在这。”战友们把一条条绑带接起来，把她拉了上来，使她脱了险。她们是幸运的。无数年轻的女战士在翻越雪山时，被狂风挂下了山崖，她们为了祖国解放长眠在圣洁的雪山上，犹如一株株雪莲，常开不调。

还有一个关于“贺子珍的身体里嵌入17块弹片”的故事。1935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女红军们刚拖着疲倦的身体赶到贵州盘县附近的五里排，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一群敌机嗡嗡地叫着突然从山后飞过来，其中一架快速俯冲下来，一阵激烈的机枪子弹迎头扫射，三枚炸弹投向休息营地。战士们迅速趴在路坎下、田沟里、坡地上，高高低低的地势把一些人遮蔽起来，但要命的是一些红军伤员躺在担架上根本动不了。

贺子珍本来是隐蔽在路边一道土坎下的，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爬出去疏散担架，这时，一枚炸弹投了下来，在她身边顿时腾起一股烟尘……

敌机飞走了，枪声、爆炸声停止了，硝烟和尘土渐渐消散开去。贺子珍的身体里嵌满了弹片，鲜血把军衣浸染得殷红。

一场紧张的抢救开始了。警卫员骑马去总卫生部请来李芝医生，为贺子珍救治。李芝先为贺子珍打了一支止血针，然后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在她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17块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弹片，在没有实施任何麻醉的情况下，手术开始了。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眼里噙满泪花，却坚持一声不吭。身体浅层的弹片终于被一块块取出，而深入体内的弹片却难以取出，成为战争留给她的一份永久纪念。

除了牺牲的还有失散的女战士，千万不要忘记还有一批始终为革命效命的 女俘。被马家军 俘虏的西路军官兵，大都受着非人的折磨和血腥的屠杀。在张掖就有2609人被活埋，有576人被枪杀，有56人被活活烧死，有27人被砍头、挖心，割舍、腰斩·······而女俘们就被马步清当成牲口一样派分给敌人军官当妻做妾。女俘们时刻想着如何逃出去，逃回革命的队伍里面。王泉媛相比于其他的女俘是幸运的。红四方面军军陆军医院女战士陈世英、李芝珍、冯玉莲等人逃出敌人的包围后，举目无亲，只好嫁给当地的百姓当妻妾，而数不清的女红军被失去人性的马家官兵糟蹋后，又悄悄被杀了。女俘们都是在死亡线上挣扎的。

当然在那个年代，她们还存在着苦涩的浪漫。她们是勇敢的红军女战士，也是一群爱美的青春女性，没有人能够压抑爱情的萌芽，然而，她们的爱情却深深烙上了那个特殊的年代的特殊印痕。在这《战地女杰》这本书上记载了“王荣华面对总参谋长的求爱信”、“刘英安家瓦窟堡”、“陕北，有一群红军新娘子”等故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她们也有爱人的权利。

这些走过雪山草地的巾帼英雄，在1936年以后的漫长的人生岁月里，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不屈地拼搏着、奋斗者，她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华夏子孙的楷模，是中国妇女的先驱和榜样，也是世界妇女的骄傲。在长征中，红军经历无数艰难险阻，抗击几十万追兵的拦截，克服自然界和物资匮乏所带来的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而她们表现出来的是对党的一片忠心，他们把人民寄托的期望和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甚至比个人生命还重要，谱写了一支支动人心魄的生命之歌。

读了这本书，我都不知道怎么样说出我内心的感受，有沉重，有激动而更多的是敬佩，她们在那个封建思想还是挺严重的现实上，她们用自己的意志与斗志，向那时的人们展示她们是飒爽英姿，向他们宣告了：她们并不比男子差，她们也可以为祖国的统一做出巨大的贡献。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生活在和平年代的青年要永远铭记这一段历史，珍惜革命先辈为我们创造的优越环境，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完成无数革命先辈梦寐以求的美好理想和追求。努力学习，克服学习上有遇到的一切困难，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科学发达物质丰富的社会主义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