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2日发(作者：)

第三章 翻译的方法

一谈起翻译方法，人们就会自然而言地想到直译和意译。其实，

这并不奇怪。两千多年来，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整个翻译史就是

一部直译和意译此起彼伏、交相辉映的历史。

然而，什么叫直译？什么叫意译？如何来划定两者之间的界限

呢？翻译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茅盾说：“我以为所谓‘直译’也

者，倒并非一定是‘字对字’,一个不多，一个也不少。„„‘直译’

的意义就是不要歪曲了原作的面目，要能表达原作的精神。”（《翻译

通讯》编辑部，1984b：17）但朱光潜却持有不同的看法：“所谓‘直

译’是指依原文的字面翻译，有一字一句就译一字一句，而且字句的

次第也不更动。”（《翻译通讯》编辑部，1984b：362）从茅盾的解释

看，他的“直译”有点近似“意译”，而朱光潜的“直译”倒像所谓的

“逐字翻译”。由于概念上存在分歧，实践中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而且双方均不乏走极端者，或者将“直译”推向“死译”，或者将“意

译”推向“胡译”。因此，有人反对“直译”、“意译”之区分，如巴金

就说过：“我觉得翻译的方法其实只有一种，并没有‘直译’和‘意译’

的分别。好的翻译应该都是‘直译’，也都是‘意译’。”（巴金《一点

感想》，见1951年5月《翻译通报》第2卷第5期）

鉴于以上情况，本书在阐述翻译方法时，准备抛开直译和意译，

而采纳另一种提法。1813年，德国古典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施莱尔

马赫在《论翻译的方法》中提出：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尽

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

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Venuti,1995:19-20)在这里，

施氏只是描写了他所说的两种方法，并未授之什么名称。1995年，美

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在其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

将第一种方法称作“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将第二种方法称

作“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idem:20)

翻译方法指的主要是表达方式。异化法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

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原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归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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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要求译者向译语读者靠拢，采取译语读者所习惯的译语表达方式，

来传达原文的内容。比如，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一石二

鸟”是异化译法，“一箭双雕”、“一举两得”则是归化译法；再如All

roads lead to Rome，“条条大路通罗马”是异化译法，“殊途同归”则

是归化译法„„显然，异化、归化的界定法非常“原则化”，很容易被

译者所把握；相比之下，直译和意译比较偏重“形式”上的自由不自

由，“分寸性”太强，很容易引起“非原则纠纷”。因此，我们在本书

将用异化和归化来谈论翻译的方法。

第一节 异化法

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就提出了要欧化、不要归化的主

张。他说：翻译“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

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

得翻译。”（《翻译通讯》编辑部，1984a：246）但是，鲁迅的这一主

张长久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以至于我国二十世纪的翻译活动，归化

法在大部分时间里占有明显的优势。以英语翻译界为例，近一百年以

来，最令人津津乐道的一些翻译大家，从晚清时期的严复、林纾，到

三四十年代的朱生豪、张谷若、傅东华，到建国后的杨必等人，个个

都是“归化派”的代表；这些人物当中，除严复、林纾之外，其他人

的译作至今仍在广为流传，并深受译评界的赞赏。而在“异化派”的

代表译家中，鲁迅虽是中国新文化的旗手，但其译作因为过于拘泥于

原作，故而远不像其创作那样广受欢迎；董秋斯的译作虽然力求忠实，

但往往也是过于拘谨，缺乏文采，因而其感染力也大打折扣；卞之琳

虽然成功地用诗体翻译了莎士比亚的戏剧，但影响似乎还及不上朱生

豪的散文译本。正是在这种局面的影响下，许多从事翻译实践的后来

人，包括众多的初学者，把归化译法视为自己的努力方向，而尽量避

免异化译法。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西方译论的引进，中国翻译界对归化和异化

有了新的认识。1987年，刘英凯发表了一篇题为《归化——翻译的歧

路》的论文，用许多译例说明归化译法“抹杀”了原作的“民族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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