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2日发(作者：)
你不会懂得我伤悲——杨丽娟事件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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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袁 蕾 最后更新：2007-04-11 18:23:28
一片走向萧条的土地 一个走向封闭的家庭
３月２６日，杨丽娟的父亲因女儿没能单独见上明星刘德华，跳海自尽。
当日，刘德华在日记中写道：你不会懂得我伤悲。
同样，人们似乎也难以懂得杨家的伤悲。
如果一件事情无法解释，那么一定有你所不知道的事实存在。
父亲、母亲、女儿，这一家三口，各自经历了怎样的心理轨迹，彼此又在怎样地影响
纠缠？
这是本报记者的观察：
一个掩藏着脆弱、敏感、绝望和固执的故事。
杨丽娟的精神世界是个谜 本报记者 王轶庶／图
死在香港，活在香港
杨丽娟不顾曾经答应媒体绝不再找刘德华的承诺，一到香港就在刘德华居住的别墅区
挨家挨户找刘德华。
杨丽娟已经十多天没有换衣服了，也没洗过澡。她脱掉黑红色的皮鞋，坐在床沿上，
低头抠着脚趾，努力想抠掉大脚趾上残留的红色指甲油。“爸爸走了，我身上不应该有红
色的东西，这个指甲油是以前涂的，质量不好，老是抠不掉。”
杨丽娟十分清楚自己现在有多“红”，每次接起电话，她都会以“我现在真的不能接
受访问”开头，跟对方聊上半个小时——从这个记者嘴里听来的话，她经常会放到跟下个
记者的聊天中解释，让每家媒体都有“独家专访”。
“我从不会说兰州话。”杨丽娟的普通话里，有些上海味道。跟她对话你完全想象不
到她只有初二文化水平。她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人，在媒体的包围中，警惕地绝口不提“从
前”、父女关系、母女关系、辍学生活……
“如果我们不见刘德华，爸爸是不是不会死？”杨丽娟偶尔会低声自语，继而会转入
对刘德华的谴责，最后沉浸在崩溃中，大喊：“爸爸爸爸，你怎么就抛下我走了啊。我该
怎么办啊。”
她每天都会崩溃几次。
她并不像传说中的有“洁癖”，虽然每次翻完黄页，都会跑去洗手消毒，但进出她的
房门还算容易，人人都来这里坐过——除了她妈妈陶菊英。陶菊英住在另外一个房间，她
不知道女儿住在哪个房间，女儿甚至不会跟她出现在同一辆的士上。她自我安慰说女儿很
爱她，只是父亲去世给她的打击太大。
杨家母女回兰州的几天，一日两餐都是媒体买的。一天记者们吃完饭，把没吃完的打
包带上来，吃了几口，杨丽娟发现土豆丝下面还有玉米、花生和其他几样食物——跟以前
一盒土豆丝一盒青椒肉丝的状态不同，知道不是单锅小炒，她迟疑了一下，没有表露出任
何不满，拉着记者，把盒饭拿给妈妈吃。此前她很少过问妈妈的饮食。送完饭盒，杨丽娟
悄悄给别的记者打电话，让他们带个盒饭上来。
陶菊英一辈子都没咽下这口气，杨勤冀长得不好，没有钱，又没有地位，帮孩子见个
刘德华还见得这么窝囊，“我觉得来这世上是白来了一趟，我自己没过好，她爸也没过好，
孩子也没过好，老天爷把我们这家人惩罚得够厉害的”。
３月２６日，杨丽娟的父亲因女儿没能单独见上刘德华，跳海自尽。继去年“父亲卖
肾助女追星”之后，事情达到的最高潮至今仍没有平息的迹象：歌手杨臣刚资助母女二人
去香港料理父亲后事；杨丽娟不顾曾经答应媒体，绝不再找刘德华的承诺，一到香港就在
刘德华居住的别墅区挨家挨户找刘德华。
他们到底想得到什么？这个被逼问了无数遍的问题，在杨勤冀跳海之前，回答永远如
一面铁甲：“女儿为他付出了１３年的青春，他一定要见。”在杨勤冀跳海之后，回答永
远如另一面铁甲：“这是她爸的遗愿，他一定要见。”
如今这对母女的最新期待是，死活都要待在香港。
她们再也不愿意回到兰州，更不愿意回到阿干镇。
杨丽娟说：“妈妈说，我们不能回去，回去你没办法面对。”
杨丽娟再去兰州公安局办入港证本报记者 王轶庶／图
阿干镇，寂静岭
杨丽娟和母亲陶菊英都出生在阿干镇，生活在这里的人在外人看来格外“脆弱、敏感、
绝望”。
“阿干镇出杨丽娟这样的怪人，一点也不出奇。”邴哲说。他是兰州的一名警察，用
业余时间去阿干镇拍摄纪录片，已经拍了两年。“不出奇”的原因是，生活在这里的人在
外人看来格外“脆弱、敏感、绝望”。
杨丽娟和母亲陶菊英都出生在阿干镇，父亲杨勤冀在阿干镇教书，直到１９９５年提
前退休。
阿干镇虽然离兰州市区不过二十多公里，但道路崎岖，汽车要开近一个小时。“阿干”
的名字出自《尔雅·释地》：大陵曰阿，干为水畔。阿干河从南向北穿镇而过，河两边是密
不透风的荒山。阿干镇形成于北宋，之前是丝绸之路上中国内陆部分颇为重要的一站。
１９５０年代，阿干镇成为兰州工业用煤和民用燃料的主要生产基地之一。当地流传
着“先有阿干煤坑坑，后有兰州城窝窝”的说法。“１９５０年代，在阿干镇上班的人都
是很骄傲的。而现在，说一个人很土，兰州人会说‘你是阿干镇来的吧’。”张磊和他的
伙伴正在招商拍摄另一部纪录片《影像阿干镇》。
如今的阿干镇，建筑仍以苏式居民楼和办公楼为主。玻璃很多已经破碎，还有大量空
出来的宿舍楼，当地居民谁愿意搬进去就搬进去。惟一的电影院已经改成了塑料制品加工
厂，跨进院子，迎面三个斑驳的大字“观人子”——它的前身是“观众您好”，这里已经
二十多年没有放过电影了。最繁华的街道铁冶街粗看上去家家关门闭户，走近你就会发现，
其实每扇窗户后面都有人在打量。偶尔出现在街上的人，没有多少表情，嘴角向下耷着。
邴哲说，阿干镇的人大多可以预测自己的命运：男人不是因为事故在矿上伤残亡故，
就是患上这样那样的职业病；女人在家里默默守候着活一天是一天的丈夫和在教学质量不
怎么高的学校里念书的孩子；小孩沉默地行走在煤尘扑面的街道上，或者被狭窄道路上奔
驰的运煤车撞伤。
１９９０年代初，阿干镇人口开始大量迁移，不到５年时间，阿干镇从最初将近１０
万人，减到现在２万多人。杨志彬是《兰州晚报》记者，前后１１次去阿干镇采访，在他
看来，阿干镇是甘肃这类城镇的代表：资源枯竭、千疮百孔，百姓居无定所，背井离乡是
他们最大的愿望。
“煤矿的破产和减少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严重地影响了阿干地区的稳定和小康社会
目标的实现。”兰州市委外宣办在新华网甘肃频道上，２００５年发表的《阿干镇》一文
中这样写道。
杨丽娟的母亲陶菊英是煤矿工人的后代。她的青春期，正是阿干镇的辉煌期，但那些
“辉煌”，从没有降临到她身上。像生活在镇上的任何一个人一样，她最熟悉两种车：运
煤车和警车——矿工们不下井的时候，喜欢喝酒，酗酒是发泄压抑的好方法，鸡毛蒜皮的
小事也能让他们兵刃相见，警车常常来此抓人。
陶菊英的父亲是煤矿工人，生了７个孩子，母亲常年有病，全家人靠父亲的工资养活。
“有一天爸爸直到８点半都没有回来，一些人冲进家里，说爸爸出事了。”陶菊英深刻地
记得那个早上，煤矿出事，父亲的腿被压断了。父亲出院后再次下井，又遇到瓦斯爆炸，
这次出来，只能在地面做些杂事，一家生活更加拮据。
１９７６年，２３岁的陶菊英在３１中当临时工，给学校刷围墙，３７岁的杨勤冀路
过，打量了很久，主动帮着她干活。
杨勤冀不是阿干镇人，１９７３年，他从兰州市里的２０中调到位于阿干镇的３１中。
他祖籍河北，长在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西北师大的老师，大哥和三弟也都是教书的，但
他并不比陶菊英幸福。
“他们家发生过很不好的事情。”陶菊英始终回避这件“不好的事”：杨勤冀的弟弟
亲手砍死了他们的母亲。
“这件事在１９５０年代的兰州，还是很轰动的。”兰州２０中的同事对此还有印象。
弟弟为什么砍死母亲，没有人能说清，杨勤冀同事们比较相信的版本是，“跟杨勤冀有些
关系”：杨勤冀个子不高，其貌不扬，几次交女友未果。一天弟弟兴致勃勃地把自己女友
带回家来，母亲看了，试探着问：“你哥哥还没女朋友呢，不如把这个女孩让他？”弟弟
的女友很生气，甩了弟弟。弟弟想不通，砍死了母亲，最后被鉴定为精神病——也就是外
界一直流传的“杨家精神病史”。
陶菊英从来不掩饰自己嫁给杨勤冀的不甘。“我一直都看不上他，比我老那么多。”
后来这个“大１４岁”一直给陶菊英带来很大压力：“走出去别人都问我，这是不是你爸
爸，这是不是你爷爷。”陶菊英欣赏的是她父亲那样的男人：个子很高，一米七八，走路
利索，外表干净，做事麻利。这些杨勤冀都没有。
这是为生计所迫的婚姻，“我爸爸说，他是个老实人，好歹有个正经工作，还有城市
户口。”
第二年生下杨丽娟，中年得子的杨勤冀非常兴奋。
１９８１年，杨丽娟３岁，一家人跟着有城市户口的杨勤冀住到了他父亲在兰州的家
里。陶菊英终于离开了阿干镇；杨勤冀则每天坐通勤车往返阿干镇和兰州，早上搭一小时
车上班，晚上搭一小时车回家。
女儿心，海底针
杨丽娟当时所说的“利用”，是她辛辛苦苦写好了作业，同学拿去就抄，借作业时笑
脸相迎，抄完之后就不理她了。
“我不愿意提阿干镇！你们要真的想帮我，就不要再问我为什么辍学，这跟我要见刘
德华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初二辍学，是杨丽娟接受采访时最不愿意回答的问题之一。
时隔１５年，杨丽娟的中学班主任齐老师（化名）很努力地回忆着杨丽娟：个子不高，
比较羞涩，喜欢唱歌，但不敢上台表演；成绩不错，文科好过理科，有一次还得了第一名；
有些要好的女同学；关心集体，每天很早就来打扫清洁，有同学推选她当学生干部。
１９９２年夏天，初二快结束的时候，杨勤冀到学校跟齐老师说，女儿不想再读书了。
齐老师非常震惊：她从来没觉察到杨丽娟不想上学了；她想不出杨丽娟有什么理由辍学；
辍学的事情居然是孩子的父亲来告诉她的，这个父亲自己也是中学老师。
齐老师多次登门规劝——她清楚地记得，当时，杨丽娟家里，还没有任何刘德华的海
报。
当时杨勤冀喃喃自语地回答：“有什么办法，孩子不想读了。”他担保会看好让她乖
乖待在家里。“九年制义务教育”似乎并不怎么被看重，即使对杨勤冀来说，辍学也不是
一件新鲜事，他任教的３１中，每年都有学生因为贫困而辍学，妈妈陶菊英也没上过学。
在陶菊英的回忆中，是杨丽娟央求了半年，他们才同意让她不上学的。女儿的理由是：
学费太高，一学期８０元；多一点时间陪母亲；自己在学校里总是被同学利用。
陶菊英说，一听到“利用”二字，她心就软了：“我们这家一辈子都在被人利用，我
被人利用，她爸爸也被人利用。”陶菊英觉得被人利用，是邻居看她不上班，常常把孩子
甩给她带，每个月象征性给２５元；至于杨勤冀，陶菊英总是埋怨他，比他年轻的人不是
当了校长，就是当了教导主任，自己到最后只是一个“高级教师”——虽然整个３１中只
有一个高级教师。现在“利用”一词还挂在母女嘴边，她们最怕被媒体利用：采访了一圈
回去，他们涨了工资，自己还是见不上刘德华。
杨丽娟当时所说的“利用”，是她辛辛苦苦写好了作业，同学拿去就抄，借作业时笑
脸相迎，抄完之后就不理她了。
去年有媒体找到杨丽娟的同学，带去跟杨丽娟相见，她很不高兴：“怎么早不跟我联
系？现在媒体报道了，都来了。”这个同学回忆说，自己结婚的时候，杨丽娟好像打过电
话，当时自己忙着筹备婚事，没怎么跟她聊天，可能那时觉得受到了冷落。
关于辍学，还有一个说法，杨丽娟喜欢上了一个老师。
“那个老师在阿干镇中学教书，还是有老婆孩子的。”这是万龙（化名）当年从陶菊
英那里听来的，万龙是陶菊英的“相好”。
几个邻居和杨勤冀的同事也都表示，曾经从陶菊英那里听到过这件事：杨勤冀带着女
儿回阿干镇３１中玩，女儿看上了父亲的同事，给对方写“情书”，对方不知如何应对，
把信转给了杨勤冀。杨勤冀也不知如何是好，把信又交回给了女儿。
“估计小女孩面子上挂不住，我不知道杨丽娟是不是因为这个不去上学了。”万龙说。
辍学之后，杨丽娟并没有马上“梦到”刘德华。她每天确实是乖乖待在家里，做两件
事情：看电视，洗头。
伟大的母亲，穿梭的妻子
“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我的家，没有离开过我的女儿。我可以说我是伟大
的母亲，伟大的妻子。”陶菊英说。
辍学两年之后的１９９４年，杨家发生了两件大事：杨勤冀和陶菊英离婚；女儿杨丽
娟“梦”到刘德华。
陶菊英自己解释，跟杨勤冀是用假离婚来多分房子。
“陶菊英跟我说，生完孩子后他们就没过过夫妻生活。”万龙说。
离婚之后，陶菊英跟过好几个男人，第一个是工人，对她不错。陶菊英经常是在工人
的家住几天，再回杨家住几天——帮着父女俩洗衣服。
万龙是一个退休的国家干部，瘦但不弱，西装笔挺，衬衣雪白，跟陶菊英在老年歌舞
厅认识的，当时的陶菊英“白白胖胖，长得还算不错”。
当过兵的老钱也是在老年歌舞厅被陶菊英看上的，他身板硬朗，说话做事干净、利索。
他也跟杨勤冀见过，老钱曾提出跟陶菊英保持“同志般的友谊”，因为陶比他小１７岁，
“年龄差距太大”。
陶菊英跟万龙纠缠了一段时间，万龙跟原来的妻子离婚，陶菊英正式搬来跟万龙住。
还是老规矩：万家住几天，杨家住几天。
两家保持着特殊而亲密的关系：陶菊英经常回家给杨家父女做饭洗衣，杨勤冀也经常
带着女儿过来万家串门。
“陶菊英是舍不得她女儿。”万龙说他很理解陶菊英，对她住在哪里也不介意。
万龙最欣赏陶菊英的勤快，也一直很心疼她：陶菊英跟第一个工人相好在一起的时候，
曾经怀上过一个孩子，怀孕期间坚持回杨家洗衣服，结果流产。“杨勤冀都没有送她去医
院，还是她的弟弟打电话让那个工人来送去医院的。”还有一次陶菊英遇到车祸，在家养
伤，“杨勤冀和他女儿就在楼上都不下来看看她”。
“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我的家，没有离开过我的女儿。我可以说我是伟大
的母亲，伟大的妻子，没有我这么多年来操持家务，也就没有她爸爸得的那么多奖状。”
陶菊英不断重复着这句话。
万龙最终没有跟陶菊英结婚：陶菊英太大手大脚，脾气也那么不好。
陶菊英很注重自己的仪态，“她最在意口红，每天都要画一个小时”。万龙说，他带
着陶菊英逛街，“买条裙子都是８００元，衣服鞋子全是名牌”。陶菊英出手慷慨，路上
给乞丐钱都是２元起。蒸好馒头，大部分给了邻居。“她跟我在一起，花了我有好几万吧。”
陶菊英脾气不好，经常打女儿，“两母女好的时候很好，不好的时候，打得特别厉害。
有一次拿着湿毛巾打女儿，把她脸上的皮都给打下来了。”万龙对此记忆犹新。
杨家三口谁打谁的问题，邻居和朋友说法不一：有的说，陶菊英很强势，经常打骂父
女；有的说女儿很厉害，常常打骂父母；有的说，母女对打，父亲在中间劝架；也有很少
的人说，杨勤冀打陶菊英。无论一家三口谁打了谁，从没有任何人或者机构来调解、干预。
跟着父亲过日子的杨丽娟，一天起床，给父亲讲了自己关于刘德华的“梦”，杨勤冀
听完对女儿说，他也做了一模一样的“梦”。
没有人在意“梦”是真是假，万龙只是觉得，杨勤冀对女儿“顺从”得太过分了。“你
说可能吗？父女同一晚做同一个梦？我要是她爸爸，就算我做了，也不会跟女儿讲。”
１９９５年，杨勤冀从３１中提前退休，这时距他正式退休还有４年。作为３１中惟
一的高级教师，杨勤冀拿的退休金是最高的，每月２０５０元——稍微有点规划，在兰州
供３个人过小日子，本该绰绰有余。不过后来他们总是缺钱。
“老杨跟学校说，是为了照顾他爸爸退休的，其实是为了照顾女儿。”陶菊英说。
母亲陶菊英：“我觉得来这世上是白来了一趟，老天爷把我们这家人惩罚得够厉害
的。”本报记者 王轶庶／图
世界越来越小，爸爸越来越亲
“长这么大，最多爸爸加班开会两天不在家，其他时候一直都在我身边。”杨丽娟愿
意谈的父女关系，到此为止。
杨丽娟很少说“刘德华”，一般会用“他”代替，生气的时候，通常使用“姓刘的”。
“我只是不断做他的梦，这么多年已经把他当成亲人了。”
那个“不约而同的梦”非常简单：“墙壁上有一张画，画像上的人头两边写着：你特
别走近我，你与我真情相遇。”
按照杨丽娟跟各路记者的讲述，后来“刘德华梦”基本有两个主题：缘分，纯情。比
较典型的有，杨丽娟在玩沙包，刘德华走过来，深沉而熟悉地看着她；刘德华在山顶遇到
杨丽娟，不由分说拉着她跑到小河边，含情脉脉地说：你都已经跑过我了，还跑什么；杨
丽娟走进一个黑房子，里面放着一盘磁带，上面写着：你是我的女人。
杨丽娟一直在强化“梦”的戏剧感：一次同学给她看了一张海报，她才知道，自己一
直“梦”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刘德华。
杨丽娟足不出户，世界越来越小，生活的惟一希望就是“刘德华”。她越来越坚信，
只要刘德华见到她，听她说完“梦”，也会有“感应”。
杨勤冀退了休，躲避了单位对他跟妻子关系的指指点点，却躲避不了邻居的议论，他
也开始足不出户，陪着女儿梦刘德华。
杨勤冀对女儿有求必应，极度溺爱，任何家务都不让她做。万龙说：“陶菊英告诉我，
杨丽娟二十多岁了，还都是爸爸给她洗澡擦身，他们一家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我跟其他孩子比，跟爸爸更亲，一天不见都会想他。长这么大，最多爸爸加班开会
两天不在家，其他时候一直都在我身边。现在爸爸真的走了，我真的感觉没有什么依靠了。”
杨丽娟愿意谈的父女关系，到此为止。
“只要女儿高兴，他做什么都行。”杨勤冀的旧同事老贾（化名）气愤地回忆，有一
次女儿要喝红牛饮料，杨勤冀没钱了，就去商店偷，第二次偷的时候被人抓住，“幸亏是
国营单位，教育了一下，给放了”。
伴着“梦华之旅”，杨勤冀还开始了搬家之旅，此时他有了一项“新躲”，躲避邻居
对女儿追刘德华的嘲笑。
一个邻居跟杨勤冀开玩笑，问他是不是还在等刘德华，就这一句话，杨勤冀马上打１
１０报警抓人。越是开不起这些玩笑，邻居们议论得越厉害，杨家也就越怕跟人接触，邻
里关系陷入了恶性循环。传闻从陶菊英“偷人”到杨勤冀给女儿头顶洗脚水，再到母女虐
打杨勤冀，真真假假难辨真伪。
２００５年，陶菊英因为一次煤气中毒，被重物砸坏了腿，杨勤冀将陶菊英接回家里。
陶菊英这次彻底留在了这个家，而这个家早已经只有一个目标：刘德华。
“我把那些杂志都撕了，把磁带也给砸了。”陶菊英说自己从１９９６年开始，每年
不断砸磁带、撕杂志，这些举动在去年３月那轮“父亲卖肾助女追星”的报道中，被解释
为：家长一开始也反对女儿追星。但时隔一年，陶菊英说自己生气的原因，不是女儿“追
星”，而是刘德华一直不回信。
总之，团圆之后，一家三口彻底拧成了一股绳——“只要见到刘德华，我们一家就能
好好生活了”。
一家三口？一家四口？
“她希望跟刘德华一见钟情，她曾经当着我的面，跟父母说，你们现在不管我，到时
候我跟了刘德华，也不会管你们的。”记者陆纳说。
“只要见到刘德华，我们一家就能好好生活了”就像一个魔咒。
北京电视台《每日文化播报》栏目的陆纳觉得这句话有两重完全不同的理解：见到刘
德华，杨丽娟心愿了了，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见到刘德华，杨丽娟跟刘德华“美梦成真”，
一家四口好好过日子。
卖肾新闻没有达到目的，刘德华在媒体上公开回应：“要爸爸卖房卖肾来见我，这就
是不忠不孝。”
正在杨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天上掉下了陆纳。他是后来杨勤冀多封谴责信的主角之一，
谴责点是：利用杨家创造收视率，甚至用假刘德华愚弄和欺骗他们。
“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台有实力，一定能帮孩子见到刘德华。”杨家对此充满了希望。
来采访的陆纳的确答应联系刘德华：“我初到杨家，第一直觉是同情。”同情的内容
包括贫穷和父母对孩子的苦心。因此他也“天真”地认为，也许帮杨丽娟见上刘德华，他
们家就能正常地生活了。
陆纳说自己也确实联系了刘德华的经纪公司：“一个男的，听了之后告诉我，对这件
事情，不提倡、不回应、不见面。”
陆纳第二次去杨家采访，隐隐觉得这家人不像第一次那么“值得同情”：“杨丽娟的
爸爸在家里是从属地位，言行都会受到母女的监视和盘问。”他把“惟一可以对话”的杨
勤冀偷偷叫到宾馆，委婉地告诉他，刘德华不会见他们了。
“我当时真的很想帮他们。”陆纳说，他的帮忙还包括：带去了两个心理医生；教杨
丽娟上网、唱卡拉ＯＫ。
这种帮忙是徒劳的，杨丽娟根本不见医生。陆纳说：“杨丽娟是希望跟刘德华一见钟
情，她曾经当着我的面，跟父母说，你们现在不管我，到时候我跟了刘德华，也不会管你
们的。”
第三次陆纳带来了“刘德华”——跟刘德华长得很像的吴可。吴可以模仿刘德华为职
业，觉得“自己长得像刘德华，也许可以劝劝她”，《每日文化播报》跟拍。
“杨丽娟根本不像其他歌迷。”吴可说，因为他长得像刘德华，不时会遇到疯狂的歌
迷，但杨丽娟对他的长相没有任何反应。
陆纳和吴可觉得当时气氛很融洽，而杨家对此事非常愤怒，说：“他们还拿假刘德华
来欺骗我们。”吴可也没有料到这个家庭对信息的选择性理解。“杨丽娟根本不像其他歌
迷”的评语，给杨丽娟带来了相当大的鼓舞，她后来接受采访时，也都用这句话来把自己
跟“追星族”撇清。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杨勤冀一家三口进京。这次双方都不像以前那么“友好”，一向
老实的杨勤冀大闹电视台，要通过镜头公开谴责刘德华的“无耻”行为，双方起了一些争
执。
陆纳说，他被缠得没有办法，就私下自己掏钱买了两张票，带杨丽娟去了《墨攻》首
映式，“坐在第一排”。陆纳说自己很紧张：万一杨丽娟出现什么状况，他需要负责；另
一方面，他还是抱有幻想，见了刘德华，也许杨丽娟真能“迷途知返”。
北京见面之旅的结局是，北京电视台以栏目组的名义，给了杨家２０００元做路费。
提起这２０００元，陶菊英气不打一处来，她当时就把杨勤冀骂了一顿：“我跟她爸
说，别要他的钱，就是两万也别要，这是贬低人格，好像我们为他的钱似的。”
三箱宝贝，七页遗书
是举家奔赴幸福生活，还是心力交瘁安排后事，现在看来，无论如何这都是杨勤冀的
最后一搏了。
女儿的沮丧，妻子的恼怒，加上见刘德华希望的再次破灭，让杨勤冀彻底变了一个人。
小周（化名）说，杨勤冀从北京回到兰州，“神情恍惚，牙也掉了，很憔悴”。
小周是杨勤冀最信任的领导的儿子，也是最后杨家三口去香港的借款人。今年春节前，
杨勤冀来找他借１１０００元。“我没有那么多钱，我也知道他是拿去给女儿追星的。”
此后杨勤冀又来了３次，说自己借了一圈，实在没有办法了。
小周不止一次劝他，不要再跟着女儿一起疯了，杨勤冀坐在他家沙发旁的板凳上，不
断重复一句话：“我真的希望刘德华能见见娟娟，听她把梦说了，我们一家人回来好好过
日子。”
谁们“一家人”？好好过什么“日子”？谁也不知道。至少在杨勤冀前同事老沈的妻
子看来，杨勤冀已经“脑子越来越不清楚了”。“杨勤冀来找我们借钱，跟我们说，他们
在香港好得很，李嘉诚的房子也让他随便住。”
跟大部分人一样，老沈的妻子不想跟杨家扯上任何关系。
杨勤冀和陶菊英这几年把能借的都借遍了，从侄儿到邻居，从同事到领导，甚至陶菊
英的几个“相好”，都借给了数量不等的钱。杨勤冀有一个账本，上面清清楚楚地记载着
借钱人、借钱数目和归还时间。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名人名言”：现在办事靠，１．人
际关系；２．经济实力。
兰州的冬天天寒地冻，近７０岁的杨勤冀站在楼下等，小周不忍心，通过朋友找到一
个经理，挪用了１１０００元——也就是传说中的“高利贷”。
“我告诉杨老师，钱我是借给他的，不管他用来干什么，我都不管了，我跟他击掌相
约，一定要在兰州再见一面。他这是跟我失约！”小周后来知道杨勤冀跳海的消息，在家
里捶胸顿足。当时他已经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
２００７年３月４日，杨勤冀来拿钱，带来了三箱“宝贝”：户口本、女儿小时候的
照片、奖状、学生名册；自己的所有奖状；上了锁的留给女儿的东西。
杨勤冀解释说，出远门，放在招待所怕丢——他们已经无家可归，住在一个便宜的招
待所几个月了。
是举家奔赴幸福生活，还是心力交瘁安排后事，现在看来，无论如何这都是杨勤冀的
最后一搏了。
３月２５日，杨丽娟在刘德华歌迷会上第一次真正见到了刘德华。她没有得到陈述“梦
境”、激发“感应”、改变命运的１０分钟。
３月２６日凌晨，杨勤冀留下早已写好的７页遗书，跳海自尽。
３月２６日，刘德华受此事影响，工作处于半停滞状态。刘德华在日记上写道：“你
不会懂得我伤悲”。其后不断有歌迷有样学样，以死相逼要跟刘德华见面。
（文中化名皆为被访者要求）
老男孩的复仇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周华蕾 实习生 范承刚 最后更新：2011-01-23 00: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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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那个年代对于他从未真实存在过，但革命激荡的血仍未冷却。喝狼奶的下一代，
最终成为刽子手
71岁，在一个最与世无争的年纪，翁元鑅死于谋杀。
2010年11月13日，福建莆田涵江区。凌晨，牌局散去，老翁晃晃悠悠回家。
一个小时后，有下班的酒店服务员，借着月光，看见老翁倒在路边，呈一个“大”字
仰面躺着，满脸是血。
消息传开，罐头厂的老人们都蒙了。
如今，这个罐头厂是个失落的所在。厂子破产了，一些退休职工还留在这儿。茶馆，
麻将馆，菜市场，是他们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全部。
而老翁的生活圈子，绕来绕去也出不了这巴掌大的地方。
起初人们想是贼娃子干的。这里治安糟得很，快过年了总出小偷。老翁是个热心肠，
一连好几天半夜起床，义务为小区巡逻；又有人怀疑是老翁的亲生儿子。自从老翁二婚，
从前的孩子跟了前妻，多年断绝往来。
林家人试图找人联名上书，希望对复仇的林云涛网开一面。（翁洹/图）
最终谜底揭晓，却是所有人不曾想到的——
杀人者林云涛，罐头厂下岗职工，一个长着胡茬和肿眼泡的中年男人。
三十多年来，从童年到中年，他一直盘算着向那个不复存在的年代复仇。
爸爸给人害死了
爸爸直挺挺躺在地上，脖子上一圈紫黑的勒痕……
罐头厂往东南四十公里，是莆田秀屿的溪边村。1970年，林云涛出生在这里。
母亲是不识字的乡村妇女，父亲林建阳则是见过世面的城里人，在国企莆田罐头厂当
文书。
父亲很少回家，直到1977年秋的某天。那一天，溪边村后厝大队的坝子里，黑黝黝
全是人。林云涛钻进人群，看见爸爸直挺挺躺在地上，脖子上一圈紫黑的勒痕……“你爸爸
给人害死了。”周围的人跟他说。父亲的样子让他浑身发抖，上和下牙咯咯地冲撞。
这与父亲此前的形象仿佛火与冰的两极。从前，他是大学生、共产党员、援越军人、
国企罐头厂的文书，前途无量；如今，他是一具死尸，荣光灰飞烟灭。
没有人相信林建阳是自杀的。他是硬骨头的复员军人，几天前，厂里有人经不住批斗
自杀，他还感慨别人太傻。
林建阳不明不白地死了，罐头厂说他畏罪自杀，村里人都不服气。林家纠集了几十个
亲戚，差点把尸体抬去县里闹。之后，还有赤脚医生做了尸检报告，认定为他杀。
而最终，都不了了之。
1981年，林云涛补员进莆田市罐头厂当工人。那时候他小学二年级没毕业，还是个傻
里傻气的农村娃。
补员的机会，是家里人上访四年的结果。他们每天写信申冤，十年间，至少寄出500
多封，甚至寄给中央领导。得到的反馈是：抚养费606元，安葬费90元，以及一个罐头
厂的补员名额。
林家人自此明白，“走法律这条路，肯定没有办法”。
人数逾千的罐头厂里，11岁的林云涛比所有人都小出一大截。厂里开了后门，把他户
籍上的年龄往上添了5岁。
进厂后，他试图拨开父亲自杀的迷雾。他看到了父亲投身的那口黑漆漆的机打井。听
说父亲是因为得罪了红派的人，被勒死以后丢进井里的。
厂里人偷偷告诉他杀父仇人的名字：黄文美，傅玉炳（音），翁元鑅。他们是红派的活
跃分子。
那是他第一次听说翁元鑅的名字，在童年。
林云涛父亲照片
革命之末
人们还是以敌我矛盾分析着眼前的一切。“派性”两个字隐隐作祟。于是，林建阳死
于他杀，那肯定是被红派害死的。
红派、革命，这些关键词在70后林云涛眼里，比父亲打仗的越南还远。
1966年，革命的热情席卷了城里。毛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到了涵江，到了罐
头厂这个巴掌大的地方就成了“东风吹，战鼓擂”。整个涵江迅速站队：红派和新派，不
愿站队的叫“逍遥派”。父亲林建阳就是逍遥派。
起初红派保皇，新派造反，政治主张一致就是同志，后来就变成了两拨人的你死我活。
武斗最厉害时，街上枪战不息。光是涵江，武斗死亡人数23人以上，罐头厂死亡无统计。
1977年，粉碎四人帮，红派上台。
上头说“除恶务尽”，于是罐头厂的领导班子又被红派一锅端了，有的蹲了监狱，有
的进了学习班，其中就有学员林建阳。
进了那些由车间、澡堂改造的隔离审查室，跟进了集中营无异。如今，已经没有活着
的人能说得出，那一届文革学习班里发生了什么。
总之，班里有人用石头猛砸自己的头，自杀未遂，有人把棉被撕成条在宿舍自缢，最
蹊跷的是，乐天派林建阳也死在了井里。
人们更愿意相信，林死于他杀。
补员进厂的林云涛在按部就班的生产里嗅到了“文革”的血腥，虽然那个年代对于他
从未真实存在过，但革命激荡的血仍未冷却。
人们还是以敌我矛盾分析着眼前的一切。“派性”两个字隐隐作祟。
于是，林建阳死于他杀，那肯定是被红派害死的。而在林云涛这个不懂事的孩子看来，
红不红的他不管，但冤有头，债有主。仇家就锁定了黄文美、傅玉炳和翁元鑅。他们在红
派里最积极，是革命的动力。
尤其许多人提起翁元鑅就恨，说他上蹿下跳没干什么好事，属于典型的机会分子，整
人的事没少干。
其他的证据还有，林建阳曾经揭发过翁元鑅，说他底子臭。自此得罪了翁元鑅。而翁
在那时候是得罪不起的。
越来越多捕风捉影的“证据”经过民间分析更加言之凿凿。
比如，翁元鑅唱戏，演《沙家浜》里的刁德一，都不用化装，众人皆称，他天生是个
叛徒的料；翁元鑅家变了，前妻威胁他，“要把林建阳的事情抖出去！”这随即成为民间
最有力的证据；前妻寻死，不上吊，不吃药，偏往井里跳。众人就说，林建阳显灵了。
其后，红派头子傅玉炳死于溺水。发现尸体时，草帽的绳勒在了脖子上。更有传言，
林建阳在复仇。
那已经是“文革”的尾声。人们渐渐不愿纠结于你死我活的往事，再过几年，活人大
都平反了，升官了，也便没有提它的必要了。于是不再想起。
而林建阳的“畏罪自杀”始终没有平反。
“如果林建阳还在……”
这些年，“如果林建阳还在……”的句式，逐渐成了林家的口头禅。他们反复说，如果
林建阳还在，起码是个县级以上干部！
许多年过去，虽然伤痕从未消逝，但随着80年代大经商的十年，在温饱中“文革”
的记忆被日益涤荡。
新涵大街438号，林云涛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他做汽修工人，每天无非上班，
加班，带孩子。他从不向妻子提起父亲的事。只是钱包里放着父亲年轻时候的三寸照片，
如影随形。他像林建阳，长脸，大块头。
妻子纳闷，林云涛总爱和上了年纪的人，尤其和罐头厂师傅在一起，泡一壶茶，聊聊
罐头厂过去的人和事，一上午慢悠悠就过了。他说同龄人只谈挣钱和泡妞，没意思。
绝大多数时候，林云涛寡言少语，极少提起父亲。一副倦怠的样子，日子平铺直叙。
也许只有一个时刻，才能刺激他肾上腺激素的分泌。
涵江小，七拐八拐总能遇见熟面孔。林云涛记得每一次撞见翁元鑅都心跳加速，手心
出汗。他直勾勾地盯着翁，但他觉得翁总在躲闪，从来眼睛往外不看他。这更坚定了他心
里“杀父仇人”的判断。
30年来，他们没有说过一句话。进入新世纪，大国企罐头厂愈发地不景气，大批工人
停薪留职。
翁元鑅是留下的中老年之一。“文革”初期，他从部队复员回来，在税务局、公安局
和罐头厂里，相中了后者。那时候，罐头厂在福建省光芒万丈，还出口枇杷罐头到西欧；
而现在，老翁这辈子被套牢了。
多数年轻人则看不到奔头，陆续离开。其中包括25岁的林云涛。
很快他结婚，当了上门女婿。对福建男人而言，入赘并不光彩。他在涵江闷头做五金
建材生意，亏本。也试过走出去，到武汉、天津打工，又疲惫地回来了。
生活还是原地踏步，甚至在走下坡路。今天，身边的人都发大财去了，他还是工人，
挣一个月三四千的工资。
父亲的死，是他们家摆脱不了的宿命。
林云涛的成长史里，提得最多的是“被欺负”。没有爸爸，村里孩子欺负他；11岁进
了罐头厂，工人也欺负他。他不敢还手，也不敢吱声。
长大后，儿时的“被欺负”异化为更深重的失落。
林家三姐弟，姐姐是农村妇女，一次意外把脊椎折断，从此瘫在生锈的轮椅上；妹妹
没上过学，常年在广东打工。
林云涛努力想撑起这个家。但他时常感到被看不见的权力和倾轧包围着：不稳定的工
作，高企的房价，两个孩子的教育成本……偶尔他喝醉给妹妹电话，说起爸爸和四分五裂的
家，说着说着哭起来。
这些年，“如果林建阳还在……”的句式，逐渐成了林家的口头禅。他们反复说，如果
林建阳还在，起码是个县级以上干部！
可是，林建阳死在了“文革”的尾声。
2005年，因为风水，林建阳迁墓。仪式中，林家人看到林建阳的腐骨发黑，一使劲就
成灰了。这在林云涛眼里，是父亲不瞑目。
一个念头在日益复辟。那是罐头厂的图书馆里林云涛读到的，关于伍子胥的复仇。春
秋时，伍子胥父兄被楚王杀害，出逃吴国后，伍子胥借吴国之力雪恨，其时楚平王已死，
“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
再不动手，只怕就没机会了
“为什么要杀死我父亲？”翁慌乱地捂着脖子说：“不是我单个人，不是我单个
人……”
翁云鑅同样不是时代的赢家。“文革”时表现太积极，得罪了不少人，自始至终是个
搞宣传的普通工人。领导层对他的评价不高：嘴抹油。
千年古镇涵江，现在是莆田市涵江区了，它有中国所有小城市的千人一面，肯德基，
加油站，房地产。你从那些金碧辉煌的名字里，看到这座城的热望：香格里拉娱乐城，皇
冠大酒店，连成片的银行。罐头厂就在这小城的东北隅，等待着旧城改造的重塑，而后新
生。厂门口绕着一圈水泥墙，当年铺天盖地的口号和大字报，是理论阵地。现如今口号依
旧气势汹汹——“乱倒垃圾者断子绝孙”。
今年翁云鑅七十一岁了，嗓门还大，身子骨也不错。二婚后再无子嗣。指着每月一千
多的退休金过日子。
他有剪贴报纸的习惯，适逢中央的重要指示，像“三个代表”、“八荣八耻”一类，
他都会细心剪下贴到笔记本上。最近赶上第六次人口普查，他又自愿报名当工作人员，每
天走门串户地查户口。
老翁爱打牌赌钱，这是家人眼里他唯一的坏毛病。他赌得小，身边的人都笑他是“铁
公鸡”。牌局往往在家门口两位一体的“四元殿”：道教协会分会，兼铺尾社区老年活动
中心，殿中央一幅毛泽东像，亮堂堂地照耀着牌桌子；有时也聚在凤岭饭店，一对罐头厂
下岗的年轻夫妻开的。
原本翁元鑅的生活轨迹应该是——打牌，回家睡觉，第二天继续参加第六次全国人口
普查，以及勒紧裤头的日子。但11月13日，一切被终止。
凤岭饭店里，当林云涛喝完最后一口百威啤酒，要求加入牌局的时候，翁元鑅并没有
在意。他也许会记得前天中午买的大白菜涨到了一块五，但三十多年前的事，对他，对罐
头厂的元老们而言，都模糊不清了。
直到在一条狭长的黑路上，他遇到了拿刀的林云涛。
林云涛想不到会在饭店撞见翁元鑅。好多年不见，仇人看上去又年轻了，精神奕奕的；
可是父亲，此刻却是地下一包发黑的骨头。
他计划着等孩子结婚了再找翁算账。这天他拼命给自己灌酒。他想，黄文美老死，傅
玉炳横死，翁元鑅七十多岁了，再不动手，只怕就没机会了。
从牌局出来的路细细长长，夜里很安静，他走过便利店。他偷走了一柄红色的剪刀，
别在裤头上。
一个小时后，这把剪刀刺向了翁云荣的脖子。他想起了父亲脖子上的勒痕。
据林云涛供述，刺伤后，他问翁：“为什么要杀死我父亲？”
翁慌乱地捂着脖子说：“不是我单个人，不是我单个人……”
这是33年来，林云涛第一次得到如此确凿无疑的答案。他更加坚定，朝翁元鑅乱捅，
直到一动不动。
丢掉剪刀。回家，他像很多天没有合眼一样昏睡。第二天家长座谈会。继续睡。睡到
下午五点，警察来电话了，通知他过去一趟。
他想，“我没有爸爸。现在我的孩子也没有爸爸了。”
如今的罐头厂是个失落的所在。宿舍已经破败，和周围的城市有些不搭。（翁洹/图）
林氏孤儿
有人说，这孩子大孝啊，只是脑子不好使，拿四十岁的命抵七十岁的命，值得吗？
林云涛在看守所里等待审判的日子里，莆田正全城热映《赵氏孤儿》。
直到当地报纸大字登出《冤冤相报何时了》，说起这个替父报仇的中年男人，罐头厂的
老人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才依稀想起，当年厂里好像真有这么个苦孩子。但他们都不
太关心几十年前父辈的是非。
扎堆打牌、喝茶的时候，当年卷入这场灾难的老人们，会就这起离奇的复仇案发表评
论。
有人说，这孩子大孝啊，只是脑子不好使，拿四十岁的命抵七十岁的命，值得吗？
有人说，肯定是新派有人教唆、怂恿他去干的。退一万步说，即便翁真的害了他父亲，
他也不应该杀人，我们这是法治社会，应该相信政府，通过法律渠道解决问题。
也有人说，这是一笔糊涂账，别提了，要怪就怪“四人帮”！
讨论也就局限在罐头厂。出了罐头厂，更没什么人在意了，不过是一则装点报纸的社
会新闻，这年头，再耸人听闻的事，也不过引起人们五分钟的关注。
于是，像一个没完没了的轮回，只剩下翁林两家的纠结。翁家人态度至今很强硬：“我
们现在就是杀人偿命一个想法。追溯三十多年以前的事情没有意义。”
而林家人在找罐头厂的工人们联名上书，希望对复仇的林云涛网开一面，签名盖手印
的已有39人。
冬至了，铺尾社区比以前更冷清。有的老人不再出门，宅在家里。一些翁元鑅过去的
牌搭子，在四元殿里毛主席亲切的注视下，哗啦啦搓起了又一圈麻将。
就像一场冷空气南下途经了罐头厂，人们普遍只是打了个寒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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